某个碰巧来检查工作的老上校把我叫去数落了一顿。
我（还是上过大学的!）还辩解说：在军官学校里就是这样教我们的。
那就是说，既然我们是在军队里，哪里还能有什么一般人的观念?
（在机关里就更不用说了……）
骄傲在心中增长起来，像猪身上的肥膘一样。
我向下属发出一个个不容争辩的命令，坚信再不能有比之更好的命令了。
甚至在火线上，处在死亡好像使我们人入平等的地方，我的权力使我相信，我是高等的人。
我坐着听取他们&ldo;立正&rdo;站着报告。
打断他们的话，作指示。
对那些论年纪能当我父亲或祖父的人，我以&ldo;你&rdo;相称（他们当然称我为&ldo;您&rdo;）。
派他们钻到枪林弹雨下去接通打断的电线，只是为了高级长官不致责备我（安得烈雅申就是这样牺牲的）。
我吃自己的军官黄油加饼干，毫不思考为什么我该有这样的东西而士兵却没有。
我当然有一个勤务兵（说得好听点叫通讯员），我给他添了无数的麻烦，支使他照管我的生活，为我单独做和士兵不一样的饭食（卢宾卡的侦查员倒是没有这种通讯员，这点对他们没话可说）。
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就迫使士兵们为我弯腰挖特殊的地下掩护所，顶上铺些较粗的圆木，好让我舒服而安全。
啊，对不起，在我的炮兵连里，也有过禁闭室，不错!‐‐就是设在树林里的那东西吧?‐‐也是一个坑，当然要比戈罗霍维茨的陷阱好一些，因为是有遮盖的，还能吃到士兵的口粮，维尤什科夫因为丢掉马在那里蹲过，还有波普科夫因为瞎摆弄卡宾枪也在那里蹲过。
啊，真对不起，还想起一件事来：当兵的用德国皮（不是人皮，木，是司机坐垫上的皮）给我缝制了一个图囊，却没有皮带。
我正发愁。
他们无意中在一个游击队政委（当地区委里的人）身上看到了正合适的一条皮带‐‐就把它卸下来了：我们是正规军嘛，我们高人一等!（记得那个行动人员先琴科吗?）最后，还有那个鲜红色的烟盒也是我夺来的，怪不得我牢记着被人夺走的情景……
瞧，肩章会把人变成什么样子。
祖母在圣像前的谆谆告诫都到哪儿去了呀!还有少先队员关于未来神圣的平等的幻想都到哪里去了!
因此，当反间谍人员在旅长的指挥所里从我身上撕下这一对可诅咒的肩章，卸下皮带，连推带搡地把我带出去上他们的汽车时，尽管我整个命运已经完蛋了，我仍然为一件事不安：我在这种被罢官的状态中怎能走过电话员们的房间呢‐‐我这副样子不应当让列兵们看到!
在被捕后第二天，就开始了我的徒步的弗拉基米尔之旅。
一批被抓获的人犯从集团军反间谍机关发送到方面军反间谍机关。
从奥斯特罗德押送我们步行走到布罗德尼茨。
把我从禁闭室带出去列队时，那里已经站着七名囚犯，排成三对半背向着我。
其中六人穿着破旧不堪的饱经风霜的俄国士兵大农，背上用洗不掉的白漆刷着&ldo;su&rdo;两个大字母。
意思是&ldo;vietunion&rdo;（苏联），我已经知道这个标记，不止一次地在那些带着又悲伤又抱歉的神色拖着沉重的步子朝着解放了他们的队伍迎面走来的我们俄国战俘的背上看到过。
他们被解放了，但是在这种解放中没有相互的欢乐，祖国同胞们用那种比对待德国人更阴郁的眼光斜视着他们，而在不远的后方，他们遭遇到的将是：被关进监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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