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么加速和简化了的侦查呀!真是以往的人类闻所未闻的。
机关根本不必花费力气去找寻证据!一只被逮住的家兔，吓得脸色苍白，浑身发抖，没有权利给任何人写信、给任何人打电话，从外面带进任何东西，被剥夺了睡眼、食物，没有纸张、铅笔，甚至没有钮扣，被放在办公室角落里的一张光板凳上，应当自己去找寻并向无所事事的侦查员摆出证据，证明他没有敌对的意图!如果他找不到这些证据（他从哪里能找到呢?），从而也就给了侦查机关说明他有罪的大概的证据!
我知道一件事，有一个当过德国人俘虏的老人坐在这条光板凳上，摊开光秃的手指，终于做到了向恶魔般的侦查员证明他没有背叛祖国甚至没有这样的意图!真是一件丢脸的事!那怎么样呢，把他放了?哪有的事!‐‐他是在布蒂尔卡而不是在特维尔林荫路上对我讲这件事的。
在这种情况下，除了主要的侦查员外，又增加了第二名，他们两人同老人一起度过了一个安静的回忆往事的夜晚，然后两人一起在证人陈述上签了名，证明在这个晚上，饥饿的昏昏欲睡的老人在他们中间进行了反苏宣传!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把老人转给第三个侦查员。
这一位给他撤销了理由不足的背叛祖国的罪名，但一丝不苟地给他办好了同样的十年刑期的手续，因为他在侦查时进行反苏宣传。
侦查既然不再是查明真相，因而对侦查员们自己来说，当他们办棘手的案子的时候，是履行刽子手义务，而在办容易的案子时，则不过是消磨时间，以便取得工资。
而好办的案子始终是有的‐‐甚至在臭名昭著的一九三七年。
例如，博罗德科被控告的罪名是，他在十六年前曾经常到波兰去探望父母，并且那时没有领取出国护照（爸爸和妈妈住在离他十俄里的地方，但外交家们签字把这部分白俄罗斯地方给了波兰，而在一九二一年人们还不习惯，还照老样子往来）。
侦查只用了半个小时。
去过吗?‐‐去过。
‐‐怎样去的?‐‐骑马去。
‐‐得到了十年，
kp11!（反革命活动。
）
但这样的速度有点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味道，而这个运动在蓝箍帽中间是没有追随者的。
按照诉讼法典，任何案件的侦查期限为两个月，在发生困难的情况下，允许请求检察长延长几次期限，每次一月（检察长当然不会驳回）。
因此，白费精力，不利用这种拖延，用工厂里的说法就是自己给自己哄抬定额，那是愚蠢的。
侦查员们认为最有利的做法是，在每次侦查的最初突击周内，可以使使嗓子和拳头，消耗消耗意志和性格（按照维辛斯基的说法），然后就把案件拖延起来，好多积累一些省心的老案子，少一些新案子。
在两个月内终结一项政治案件的侦查被认为简直是不成体统的。
国家的制度由于缺乏对干部的信任和灵活性而使本身受到惩罚。
对于那些精选出来的干部也不信任：大概也要求这些人登记上下班时间，而对于传来讯问的犯人那更是必须进行登记，以便检查。
为了保证得到附加工资，侦查员有什么办法呢?把自己的某个受侦查人传来，让他坐在角落里，提上个把吓唬吓唬人的问题‐‐‐自己就忘记了他，只顾长时间看报，做政治学习笔记，写私人信件，互相往来串门（让传带员坐在那里替自己装样子）。
侦查员坐在沙发上同前来的朋友安安静静地聊天，有时忽然想起来，便严厉地望着受侦查人说：
&ldo;瞧这坏蛋!瞧他这个少见的坏蛋!好吧，没有关系，对他不吝惜这九克!&rdo;
我的侦查员还不断打电话。
例如，他打电话到家里，一面用眼睛瞄着我一面跟妻子说，今天晚上要通宵审讯，天亮前不用等他回来（我丧气了：这么说，我要通宵受审讯了!）。
但马上他又拨了自己情妇的电话号码，低声细语地约定现在就到她那里去过夜（好了，可以睡点觉了!‐一我的心轻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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