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刚被捕者的心里有多少事儿在翻腾!‐‐光这一点就足够写一本书。
那里可能有着我们想都没有想到的感情。
一九二一年逮捕十九岁的叶夫根尼娜&iddot;多雅林科的时候，三个年轻的契卡人员在她的床铺里、放衣物的五斗柜里东翻西找，她都不在乎：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会找到的。
可是，突然他们碰了她连母亲都不会给看的隐秘日记‐‐三个充满敌意的陌生青年一行行地读着她的日记。
这件事对她的震撼，超过整个卢宾卡连同它的栅栏和地下室。
在许多人说来，逮捕对这种私人感情和眷念的伤害，可能要比监狱的恐惧或政治思想强加于他的强烈得多。
一个内心对暴力未做准备的人在暴力行使者面前总是弱者。
稀有的一些聪明而大胆的人刹那间就明白了该怎么办。
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格里高里耶夫一九四八年在来人抓他的时候，筑起防栅进行抵抗，赢得了两小时的时间去烧毁文件。
有时，被捕的主要感觉是如释重负，甚至……高兴，但这是发生在逮捕大流行时期：当四周围正在把像你那样的人一个个抓起来的时候，而不知为了什么缘故却老不来抓你，不知为什么老是拖延‐‐须知这种困扰，这种煎熬要比任何逮捕都叫人受罪，而且这不仅对软弱的人是这样。
以后我们还将多次提到的瓦西里&iddot;弗拉索夫，一个无所畏惧的共产党人，不顾他的非党助手们的劝告，决意不逃跑。
卡德区的全体领导人都已被捕（一九三七年），但却老是没人来抓他，他吃不消这种精神压力，只能自己把脑袋伸出去挨打‐‐他被收押了，也就安心了，并且在被捕的最初一些日子里自我感觉非常良好。
伊拉克里神父一九三四年到阿拉木图去访问被流放的教徒们，在这期间已经到他莫斯科的住所去抓过他三次。
当他回来的时候，教民们到车站去接他，没有让他回家。
把他从一家到另一家地辗转藏匿了八年。
神父被这种提心吊胆的生活折磨得精疲力尽，所以当一九四二年终于把他抓起来的时候，他竟高兴地给上帝唱起赞美诗来。
在这一章里，我们讲的都是群众，都是那些莫名其妙被关进去的家兔们。
但我们在书中还将涉及那些在新时代里依然是真正的政治人物的人。
薇拉&iddot;雷巴科娃，一个女大学生‐‐社会民主党人，在外面的时候她一直向往着苏兹达尔隔离所：只有在那里她才能指望会见老同志们（外面已经没有这些人了），养成自己的世界观。
女社会革命党人叶卡捷琳娜&iddot;奥利茨卡排在一九二四年甚至认为自己没有资格进监狱，因为进去的都是俄国最优秀的人物，而她却还没有为俄国做什么事。
但是外面的世界已经不让她呆下去了。
这样，她们俩人都抱着自豪和欢快的心情走进了监狱。
&ldo;抵抗!为什么不见你们抵抗!&rdo;‐‐现在那些始终太平无事的人倒责骂起我们来了。
是呀，抵抗本应从这里、从一逮捕起就开始。
但没有开始。
就这样，你被他们带走。
白昼逮捕必定有这个不可重演的短暂时刻‐‐或者采取隐蔽的方式，事先偷偷摸摸和你约好，或者公然不讳地，手枪亮在外面‐‐穿过人群，夹在千百个同样无辜也同样免不了遭难的人们当中把你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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