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虽然“不果立”
，但当时却已经发生了“名节”
的问题，或谓元好问作，或谓刘祁〔5〕作，文证具在清凌廷堪〔6〕所辑的《元遗山先生年谱》中，兹不多录。
经其推勘，已知前出的《王若虚传》文，上半据元好问《内翰王公墓表》，后半却全取刘祁自作的《归潜志》，被诬攀之说所蒙蔽了。
凌氏辩之云，“夫当时立碑撰文，不过畏崔立之祸，非必取文辞之工，有京叔属糙，已足塞立之请，何取更为之耶？”
然则刘祁之未尝决死如王若虚，固为一生大玷，但不能更有所推诿，以致成为“塞责”
之具，却也可以说是十分晦气的。
然而，元遗山生平还有一宗大事，见于《元史》《张德辉》〔7〕传——
“世祖在潜邸，……访中国人材。
德辉举魏璠，元裕，李冶等二十余人。
……壬子，德辉与元裕北觐，请世祖为儒教大宗师，世祖悦而受之。
因启：累朝有旨蠲儒户兵赋，乞令有司遵行。
从之。”
以拓跋魏的后人与德辉，请蒙古小酋长为“汉儿”
的“儒教大宗师”
，在现在看来，未免有些滑稽，但当时却似乎并无訾议。
盖蠲除兵赋，“儒户”
均沾利益，清议操之于士，利益既沾，虽已将“儒教”
呈献，也不想再来开口了。
由此士大夫便渐渐的进身，然终因不切实用，又渐渐的见弃。
但仕路日塞，而南北之士的相争却也日甚了。
余阙〔8〕的《青阳先生文集》卷四《杨君显民诗集序》云——“我国初有金宋，天下之人，惟才是用之，无所专主，然用儒者为居多也。
自至元以下，始浸用吏，虽执政大臣，亦以吏为之，……而中州之士，见用者遂浸寡。
况南方之地远，士多不能自至于京师，其抱才缊者，又往往不屑为吏，故其见用者尤寡也。
及其久也，则南北之士亦自町畦以相訾，甚若晋之与秦，不可与同中国，故夫南方之士微矣。”
然在南方，士人其实亦并不冷落。
同书《送范立中赴襄阳诗序》云——
“宋高宗南迁，合淝遂为边地，守臣多以武臣为之。
……故民之豪杰者，皆去而为将校，累功多至节制。
郡中衣冠之族，惟范氏，商氏，葛氏三家而已。
……皇元受命，包裹兵革，……诸武臣之子弟，无所用其能，多伏匿而不出。
春秋月朔，郡太守有事于学，衣深衣，戴乌角巾，执笾豆爵，唱赞道引者，皆三家之子孙也，故其材皆有所成就，至学校官，累累有焉。
……虽天道忌满恶盈，而儒者之泽深且远，从古然也。”
这是“中国人才”
们献教，卖经以来，“儒户”
所食的佳果。
虽不能为王者师，且次于吏者数等，而究亦胜于将门和平民者一等，“唱赞道引”
，非“伏匿”
者所敢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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