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这里就有一个鸡和蛋的问题,先有好的素质,再有好的制度,还是先有好的制度,再有好的素质。
其实这个没有疑问,在能出现好的制度的时候,无论素质的好坏,都应该保障好的制度,因为好的制度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制度是实在的,素质是空幻的。
问题是,当好的制度由于种种原因迟迟不能到来的时候。
咱不能天天期盼从天上掉下来一个好的制度,然后一切才有开始的可能和动力,否则反正好的素质也没必要,又缓慢又不见得有效……好的制度以及好的民主有两个到来方式,一种是有一个纪念日,一种是没有一个具体的日子,但要一两代人的努力。
我觉得还是要实际一些,美国的独立宣言再好,美国的宪法再好,美国的宪法修正案再好,是因为他们的政党和人民都做到了。
我们宪法其实也好,我们的执政党说过不少只比独立宣言好不比独立宣言差的宣言,但大多数没做到。
他们是不会看着各种宣言而自省的,革命代价又太大太不可控,改良又慢又拖延,国民素质又不高,的确看着像死结。
但我依然选择相信改良。
暴力或者非暴力革命只能是督促改良的筹码,但不能也不可能真正的操作起来。
要自由
上上篇文章里说,每个人要的自由是不一样的,上篇文章里说,民主,法制,就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
圣诞再打折,东西还是不会白送的。
那我就先开始讨价还价了。
首先,作为一个文化人,在新的一年里,我要求更自由的创作。
我一直没有将这个写成xx自由或者xx自由,是因为这两个词会让你们下意识的觉得害怕和提防。
虽然这些自由一直被写在宪法里。
事实上,它一直没有被很好的执行。
顺便我也替我的同行朋友‐‐媒体人们要一些新闻的自由。
新闻一直被管制的很严。
还有我的拍电影的朋友们,你不能理解他们的痛苦。
大家都像探雷一样进行文艺工作,触雷就炸死,不触雷的全都走的又慢又歪。
这些自由是时代的所趋,也是你们曾经的承诺。
我知道你们一定对苏共进行过研究,你们认为苏共的失败,很大的程度源于戈尔巴乔夫开放了报禁,并将最高权力依照宪法约定,从党返还给了人民代表大会。
所以这让你们对言论自由和宪政特别的谨慎。
但是时代已经不同,现代的资讯传播终于让屏蔽形同虚设。
而文化的限制却让中国始终难以出现影响世界的文字和电影,使我们这些文化人抬不起头来。
同时,中国也没有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媒体‐‐很多东西并不是钱可以买来的。
文化繁荣其实是最省钱的,管制越少必然越繁荣。
如果你们坚持说,中国的文化是没有管制的,那就太不诚恳了。
所以在新的一年,我恳请官方为文化,出版,新闻,电影松绑。
如能达成,从我而言,我承诺,在文化环境更自由之后:不清算,向前看,不谈其在执政史上的敏感事件,不谈及或评判高层集团的家族或者相关利益,只对当下社会进行评判和讨论。
如果文化界和官方能各让一步,互相遵循一个约定的底线,换取各自更大空间,那便更好。
但是如果两三年以后,情况一直没有改善,在每一届的作协或者文联全国大会时,我将都亲临现场或门口,进行旁听和抗议。
蚍蜉撼树,不足挂齿,力量渺小,仅能如此。
当然,只我一人,没有同伴,也不煽动读者。
我不会用他人的前途来美化我自己的履历。
同样,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人的品质,所以我相信这些迟早会到来,我只是希望它早些到来。
因为我觉得我还能写的更好,我不想等到老,所以请让我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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