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曾称自己好古敏求，所以皇帝效法前贤，&ldo;颐情典籍&rdo;，也是&ldo;好古之美德&rdo;。
接着笔锋一转，指出咸丰二年广开言路，要求大臣们将用人行政一切事宜据实陈奏，可臣工们各抒己见之后，&ldo;究其归宿，大抵皆以&lso;无庸议&rso;三字了之。
间有特被奖许者，未几而斥为乱道之言，是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
&rdo;161这几句话说得很重，几乎是指责皇帝用心不诚，徒尚文饰。
第三种流弊就更严重了，曾国藩用了很模糊，看似不着边际的语句，说咸丰&ldo;娱神淡远，恭己自怡，旷然若有天下而不与焉者，此广大之美德也&rdo;。
162其实是一种反讽，意思是说，陛下一副高高在上，唯我独尊，视众臣如无物的样子，看似气派很大，适足以&ldo;厌薄恒俗而长骄矜之气&rdo;。
并举例说咸丰二年下诏求言，要求臣子们贡献用人行政的意见;而近来则屡屡宣言，&ldo;黜陟大权，朕自持之&rdo;，大有乾纲独断之意。
若这么一味自大下去，广大之美德就会变质为自以为是，听不得不同意见的流弊，会给朝政造成致命的危害。
古今人情不甚相远，大率憨直者少，缄默者多，皇上再三诱之使言，尚且顾忌濡忍，不敢轻发苟见;皇上一言拒之，谁复肯干犯天威?……自古之重直臣，非特使彼成名而已，盖将借其药石，以折人主骄奢之萌，培其风骨，养其威棱，以备有事折冲之用，所谓疾风知劲草也。
若不取此等，则必专取一种谐媚软熟之人，料其断不敢出一言以逆耳而拂心，而稍有锋芒者，必尽挫其劲节而销铄其刚气。
一旦有事，则满庭皆疲苶沓泄，相与袖手，一筹莫展而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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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疏的核心寓意，是希望皇帝不要&ldo;自矜&rdo;，把臣下的意见不当回事，&ldo;诚恐一念自矜，则直言日觉其可憎，佞谀日觉其可亲，流弊将靡所底止。
&rdo;164奏疏虽措辞委婉，可指摘了咸丰的行为，等于是批了皇帝的逆鳞。
故&ldo;咸丰帝览奏大怒，捽诸地，立召见军机大臣，欲罪之，祁寯藻叩头称&lso;主圣臣直&rso;者再，季芝昌亦请恕其愚直，帝意乃解，且深嘉国藩之敢言，命署刑部侍郎。
&rdo;165&ldo;深嘉&rdo;其实未必，咸丰放过他，为的是表现自己的宽宏大度。
其后在上谕中，咸丰完全否定了曾国藩的指摘，表现出了帝王的傲慢：
曾国藩条陈一折，朕详加披览，意在陈善责难，预防流弊，虽迂腐欠通，意尚可取。
朕自即位以来，凡大小臣工章奏，与国计民生用人行政诸大端有所补裨者，无不立见施行，……岂遂以&ldo;毋庸议&rdo;三字置之不论也?伊所奏，……或语涉过激，未能持平;或仅见偏颇，拘执太甚。
念其意在进言，朕亦不加斥责。
至所论人君一念自矜，必至喜谀恶直等语，颇为切要。
自维藐躬德薄，夙夜孜孜，时存检身不及之念，若因一二过当之言不加节取，采纳不广，是即骄矜之萌。
朕思为君之难，诸臣亦当思为臣之不易，交相咨儆，坐言起行，庶国家可收实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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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曾国藩有惊无险地过了一关。
但事情传出后，却为他在京师，尤其是在乡里赢得了一片赞誉之声。
&ldo;自此疏之上，曾国藩忠直之声乃大著，天下想望风采矣。
&rdo;167一道犯颜直谏的奏疏，何以会有如此反响，这就不得不由当时报喜不报忧的官场风气说起了。
康雍乾三朝，为了巩固满族对中国的统治，除不断加强皇权外，在怀柔笼络汉族士大夫的同时，朝廷也对所有不驯服者实行思想言论上的镇压，即众所周知的文字狱。
皇帝高度集权的后果是臣子主动性的丧失，思想钳制也必然会斫丧文化学术的生机，催生政治的腐败。
上上下下、四面八方一派歌功颂德之声，但却听不到来自现实的真话，是政治腐败的重要表征。
乾隆末世与嘉庆、道光两朝，朝廷上盛行的就是这么一种风气。
道光一朝，先后出任首辅的曹振镛、穆彰阿、潘世恩等，在皇帝面前，都是些自甘平庸，奉命惟谨，&ldo;多磕头，少说话&rdo;的角色。
曹中堂（即曹振镛）168当国，始嘉庆末年，至宣宗（即道光）朝特见委任，而性模棱，终身无所启沃，入对但颂扬而已。
又最忌士之有能者，稍出己上，必排挤之使去。
本朝家法，政无大小皆由宸断。
至宣宗嗣位，尤虑大权旁落，必择谨善之士使之佐治，故一时才臣半遭废斥，而与曹有水乳之合。
有识者每仰屋窃叹，以为三十年后，才与财皆尽矣。
……至曹死，穆、潘169两相国相继枋政，用人行事，一尊其辙，升达者非夤刺（拉关系）即疲苶，170士风既变，国事遂日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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