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曾国藩的官位升迁，其进德修业亦渐渐让位于公务，&ldo;人事日多，观书之时日少。
&rdo;公务之余则读书习字，访友拜客，谈诗论文，相约逛厂肆购书，琐碎凡庸，了无建树，日子一天天在平庸中流逝。
道光二十五年，在给好友刘蓉的信中，可以看出其抱负已经现实了许多：&ldo;仆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小者则欲寡过于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乡党。
其有所成与，以此毕吾生焉;其无所成与，以此毕吾生焉。
&rdo;112颇得孟子&ldo;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rdo;113的真义。
孔子云：四十不惑。
道光三十年，曾国藩年近不惑，心志已定。
他在京师生活了十二年，随着阅历的增长，于学问、事业、人生均有了自己的定见，无论何等光怪陆离之潮流时尚，都已不再能够迷惑他。
对比他初入翰苑时好誉、好名、争胜之心理，其心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是年，在回复老友冯卓怀的信中，可以看到他此时在学问修养上的新境界：
盖君子学道，尤病于近名。
人禀气于天地，受形于父母，苟官骸得职，作事有伦，虽一字不识，阒寂无闻，于我乎无损也。
虽著述万卷，誉满天下，于我乎无加也。
世士不察，乃欲舍此之由，急彼之鹜，校经，则汉宋分门;论文，则奇偶异帜;小学、金石、算术、舆地之事，名目既繁，风尚日新，穷年而殚日，悴力而敝身，则足以炽其好名争胜之私已矣。
岂笃于为已者哉?
仆之往岁，亦尝驰逐众说，昏庸作辍，百无一成，穷而思返，恍若有悟。
乃知德行未尊，则问学适以助长;德行既尊，然后吾知识少焉而不足耻，多焉而不足矜。
周公之材艺，孔子之多能，吾不如彼，非吾疚也;若其践行尽性，彼之所禀，吾亦禀焉。
一息尚存，不敢不勉。
是以迩日业术虽无寸进，而心志大定，窹寐安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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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先生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立论精审，概括确当，洵为名著。
我们可以用他的评价，为曾氏之学术作一总结：曾国藩&ldo;能兼采当时汉学家、古文家长处，以补理学枯槁狭隘之病。
其气象之阔大，色蕴之宏丰，更非镜海诸人齗齗徒为传道、翼道之辩者所及。
则涤生（即曾国藩，涤生为其字）之成就，不仅戡平大乱，足以震烁一时，即论学之平正通达，宽闳博实，有清二百余年，固亦少见其匹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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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京宦生涯中，值得一提的另一件事，就是他在京师遇合的几位朋友，日后，这些人相继在其事业的不同阶段发生着重大的作用。
第一个人是江忠源。
江忠源（1811～1853），字常孺，号岷樵，湖南新宁县人。
家世业儒，父祖坐馆授徒于乡里。
忠源少时&ldo;英达过人。
早岁能文章，好读经世书&rdo;。
成人后，&ldo;猿臂长身。
目奕奕有神，顾盼磊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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