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而在这个问题上，须略加辨析。
古代之儒学，做人与学问并重，所谓行己有耻，博学于文是也。
宋儒是以继承孔子道统为己任的，故其治学自然也贯彻了这一宗旨。
其口号&ldo;存天理，灭人欲&rdo;，大为后世所诟病，如清儒戴震抨击其为&ldo;以理杀人&rdo;。
其实&ldo;以理杀人&rdo;者，与程朱无涉，而是后人的一种误读。
这个口号强调的是个人的修身（也就是做人），为的是培养起一个良好的人格后，再推及其他，如家庭、宗族乃至国家事务，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至于后来的统治者认为理学有利于其统治，拿来为己所用，纳入国家意识形态，这个责任是不能算在学者身上的。
宋儒选定&ldo;四书五经&rdo;，作为修齐治平的门径，是因为它们是儒学的原始经典，荟萃了儒家的基本理论，舍此无所谓儒学，没有了四书五经的儒学只能是零篇碎简，不可能构成完整的学术体系。
至于四书五经后来流于形式与教条，变为科举的敲门砖，则是与学术无关的另一个问题了。
程朱提出&ldo;理&rdo;的概念，认为理是存在于天地万物乃至于人生之中的准则。
推及到个人，若想消解欲念与烦恼，走一条正确的人生道路，就必须认识、把握这个准则，也就是要&ldo;穷理&rdo;，而后躬亲实践，方能达到&ldo;不逾矩&rdo;的圣贤境界。
正如西哲斯宾诺莎所言，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认识了必然，遵循于必然，人生才会自由。
同样，认识并遵循于理，方能真正实践儒家修齐治平的理念。
那么如何认识与把握这个&ldo;理&rdo;呢?大程（程颢）主静，强调摒除杂念，&ldo;正心诚意&rdo;;小程（程颐）主敬，强调循序渐进，&ldo;格物致知&rdo;。
两人都主张知行合一，穷理与实践密不可分，所谓&ldo;存天理，灭人欲&rdo;，即遵循天理，排除不合于理（准则）的欲念，沿着正确的人生道路前进。
朱熹学识渊博，他从注解儒学经典入手，是宋儒理学的集大成者。
他扬弃了二程的学说，又从易学太极理论中推导出一种理气学说：太极之理为至上之准则，是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
反映在人性上，则有&ldo;天命之性&rdo;与&ldo;气质之性&rdo;之分;前者为至善，后者则有清浊善恶之分。
因此要通过&ldo;居敬&rdo;，&ldo;穷理&rdo;，以提升人自身之气质，激浊扬清，光大善念，摒除恶念，养成高尚的人格，并躬亲实践于修齐治平之中，致君尧舜，造福万民。
此即&ldo;存天理，灭人欲&rdo;之真义所在。
程朱理学是儒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阶段，也是中国思想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不是靠断章取义或武断的批判所能打倒的。
儒学自始至终倡导一种世俗的理性主义，使中国社会的发展没有走入政教合一的黑暗道路，统治者本身并无教主的地位，从而为人们的思想留下了自由的空间。
如此，处于学术正宗地位的儒学，又成为政权合法性的意识形态来源。
欲统治中华，必先尊崇孔子与儒学，非如此不足以号召士大夫，并通过士大夫获得整个社会的认同与服从。
儒学体现着一种久远的、根深蒂固的力量‐‐文化的力量。
程朱理学上承孔子的道统，推动了传统儒学的复兴，并逐渐成为新时代儒学的主流。
由此就不难理解，元明清三代的统治者，为何均取程朱理学为己用。
程朱理学在学术上的至高地位，明清尤甚。
朱明起家于草莽，满清则以区区百余万人入主中华，如何使天下人承认其合法性，对于维持统治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
要使民心归附，统治者除去实行德政，镇压反对派而外，一大关键就是要认同传统的主流文化，以获取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以此笼络住社会中的精英阶层。
于是尊孔必不可少，推崇儒学必不可少，恢复科举，给士大夫以进身之阶必不可少。
这些做到了，才会得到士大夫（古代知识阶层）与民众的认同，这个政权的统治基础方能稳固，统治者宗奉程朱理学的深层动机即在于此。
但在政治化制度化的过程中，理学亦难免流为形式与教条，正如今日本应以提高人的素质为目的教育，蜕变为应试教育一样，理学原有的生机被窒息，逐渐演变成为入仕做官的敲门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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