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曾氏家书中，其经济上的拮据可以略窥一斑。
曾氏授职翰林院检讨后，有了份固定的俸禄，可转过年来，在给祖父星冈公的家信中，已流露了危机感：&ldo;孙等在京别无生计，大约冬初即须借账&rdo;，&ldo;孙此刻在京光景渐窘。
然当京官者，大半皆东扯西支，从无充裕之时，亦从无冻饿之时。
家中不必系怀。
&rdo;3在给父亲的信中则云：&ldo;男目下光景渐窘，恰有俸银接续，冬下有望外官例寄炭资，今年尚可勉强支持，至明年则更难筹划。
借钱之难，京城与家乡相仿，但不勒追强逼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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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院是朝廷储备人才的所在，清而不要，俸禄虽低，可前程看好。
日后一旦起用，外放为府道，内用为京卿，往往不几年即可擢至方面或京堂大员。
债权人不担心收不回钱来，自然不会逼债。
俸禄、借贷而外，京官们的额外收入尚有年节三敬，是地方官员用以拉关系，联络感情的赠银，多少取决于双方的地位与关系。
曾国藩此时乃官场新人，资望全无，所以他所寄予希望的&ldo;炭资&rdo;（即炭敬），不啻为画饼充饥。
六月，曾氏有了一项可供挹注的财源。
身为乡党的他，接手了长沙府会馆的财务。
会馆每月有大钱十五千文的房租收入，而&ldo;此项例听经管人支用，俟交卸时算出，不算利钱。
&rdo;5有了这笔可以暂时挪借的钱，他的境况大有改善。
到了八月，曾国藩迁居绳匠胡同（今宣武门外菜市口胡同），居所宽敞了许多，可房租也增至月二十千（相当于十两）。
所以到了年关，他还是得借贷五十两，加上挪借会馆的六十千钱，当年还是背了八十两银子的债务。
下一年（道光二十二年）的光景仍不乐观。
四月，债务已增加到二百两，而九弟曾国荃返乡的数十两川资，自然要由他筹借。
冬天虽有了五十两炭敬收入，可收不抵支，饥荒越拉越大，曾国藩在年终家信中不由感叹：&ldo;寒士出身，不知何日是了也!我在京该账尚不过四百金，然苟不得差，则日渐紧矣。
&rdo;6曾国藩这里所说的&ldo;得差&rdo;，指的是外放学差。
近人何刚德《春明梦录》中对此有一则说明：
从前京官，以翰林为最清苦。
编检（即翰林院的编修、检讨）俸银，每季不过四十五金，所盼者，三年一放差耳。
差有三等，最优者为学差（即外放为各省学政）。
学差三年满，大省分可余三四万金，小亦不过万余金而已。
次则主考，主考一次可得数千金，最苦如广西，只有九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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