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只要有利可图，无论是俄国还是德国无疑都不会尊重什么中立地位的。
最后爱德&iddot;莫罗解决了我们所有的困难，不过我们既不会将此告诉德国人，也不会告诉瑞典人，甚至也不告诉芬兰人。
他让英国广播公司接收瑞典中波电台转播的信号，而后者则是通过电话线接收来自芬兰赫尔辛基的报道再进行广播的。
英国广播公司再将他们接收的信号通过电缆传输到&ldo;橄榄球&rdo;电台，再通过短波发射台传送到我们在纽约的播音室。
从赫尔辛基播音的通常做法是，通过电话线将播音经瑞典、德国传到瑞士，然后再通过日内瓦的发射台用短波传送到纽约。
但是，德国拒绝为我们提供转播电话设施，马克西又独占了日内瓦的发射台，使我们无法这样做。
纽约方面反馈说，我们对赫尔辛基报道的转播要比全国广播公司的转播好得多。
他们的转播很明显是由日内瓦接收斯德哥尔摩中波发射台的信号，但是由于伦敦的接收设备性能要比日内瓦的优越，我们的转播效果自然也要出色得多。
今天下午，我安排《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scienceonitor）驻赫尔辛基记者对赫尔辛基遭受轰炸作了首次现场报道‐‐一条独家新闻。
哈拉尔德&iddot;迪特里希，是德国广播公司短波部主任，同时也是一名冷静而优秀的技师。
他对于美国广播电台在接收欧洲电台信号时所面临的技术工作，几乎具有一种艺术家的敏感。
虽然是个需要提防的狂热纳粹分子，但我在德国与他合作得最顺利也最成功。
哈拉尔德打电话告诉我，将尽全力促使戈培尔允许我们使用转播用电话设备，只是我必须保证通话者都是美国人。
由于流感而发着烧，但必须继续处理这些在芬兰进行播音的事务。
苔斯努力投入工作，帮了大忙，往往要用几种语言对着电话叫喊几个小时，其中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语言，她的丹麦语说得不错。
她还得发出并接收电报，这些都必须在电话旁完成，对我帮助很大。
两天来我的电话账单已经超过了1000美元，包括打给赫尔辛基、斯德哥尔摩、柏林、阿姆斯特丹、伦敦和纽约的无数紧急电话。
我的海底电报和普通电报帐单一定也达到将近500美元。
但是保罗&iddot;怀特和克劳伯（klauber）坚持要求：&ldo;一定要播音。
&rdo;
fo3《柏林日记一九三九年》柏林，12月7日
通过电话与斯德哥尔摩的比尔&iddot;怀特取得了联系，并叫他前往赫尔辛基为我们报道芬兰战争。
他从芬兰前线发回的感人的圣诞节播音还上了罗伯特&iddot;舍伍德（spirerobert射rwood）的剧本《夜晚不再》（thereshallbenonight）。
有趣的一件事：我们公司在纽约的一些人认为，有一天晚上他在这里的报道完全脱离了中立立场，拍电报称虽然他们个人同意比尔反纳粹的倾向，但他应该努力更客观一些。
当我返回柏林前往德国广播公司时，迪特里希手里拿着比尔的播音稿向我走来。
我想，他可能会挑起一场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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