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尽力了。
我喂它东西吃，给它水喝，拍拍它的头，跟它说话。
欧雷克说我们应该带它去看兽医，但我很清楚兽医会怎么做，于是我们把小狗留在房间里，把“请勿打扰”
的牌子挂在门外，让它在床上死去。
我们轮流起来查看它还有没有呼吸。
它躺在床上，体温越来越高，脉搏越跳越快。
到了第三天，我替它取了个名字，叫鲁弗斯。
有何不可？如果你要把它吃了，何不替它取个名字？
“它在受苦，”
欧雷克说，“兽医会打针让它睡着，一点也不会痛。”
“没有人可以给鲁弗斯注射廉价毒品。”
我说，弹了弹针筒。
“你疯了吗？”
欧雷克说，“那管小提琴要两千克朗呢。”
也许吧。
但无论如何，鲁弗斯是搭商务舱离开这该死的世界的。
我很确定回家的路上乌云蔽日，反正没有辛纳特拉的歌，也没人唱歌。
回到奥斯陆之后，欧雷克很害怕会大难临头，至于我则非常冷静，奇怪得很，我似乎知道老头子不会动我们。
我们不过是两个每况愈下、无家可归的毒虫，没钱又没工作，再过一阵子连小提琴都会用完。
欧雷克发现“毒虫”
（junkie）这个名词已有一百多年历史了，它源于第一批海洛因上瘾者去费城港口窃取废金属（junkmetal），卖钱之后拿去买毒品。
我跟欧雷克也如法炮制，开始溜进碧悠维卡区港口旁的工地，看到什么就偷什么。
铜和工具可以卖很多钱。
我们把铜拿去卖给柯尔巴肯站的废品回收商，把工具卖给几个立陶宛人。
但随着物品失窃事发，栅栏越建越高，夜间警卫人数增加，警察也来巡逻，最后连买家也想避风头。
于是我们只能坐困愁城，让毒瘾有如苛刻的奴隶工头夜以继日地鞭打我们。
我知道我得想个办法才行，也真的想出了一个“最终解决方案”
。
当然我对欧雷克只字未提。
我花了一整天准备要说的话，然后打电话给她。
伊莲娜刚运动完回家，说她很高兴听见我的声音。
我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小时，讲完她已经哭了。
第二天晚上，我去奥斯陆中央车站，站在月台上看着来自特隆赫姆的列车进站。
她拥抱我的时候泪如雨下。
那么年轻。
那么有爱心。
那么珍贵。
就像先前说过的，我不曾真正爱过任何人，但当时一定非常接近了，因为我差点掉下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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