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中国政府是怎样考虑的呢？中国是否出于自身的利益或与美国的共同利益‐‐如果存在这种共同利益的话‐‐而采取了与美国合作的立场呢？从表面上看，结束越南战争，美国可以集中力量与苏联进行较量，中国也可以在苏联百万大军逼近北方边境时解除后顾之忧。
因此，简单的推论是中美在和解过程中必然会在越南问题上采取合作的方针。
然而，历史是一个复杂的画面。
尽管在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为了改变恶劣的国际环境，中国的对外政策的确有一个从理念外交到务实外交的变化过程。
然而，由于多年形成的意识形态，由于领导层内部政治斗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没有放弃支援世界革命，特别是支援第三世界人民革命的外交思维和原则。
在中国进入联合国后，毛泽东逐渐形成的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正是从这样一个基点出发的。
现实要求与美国和解，而理念要求支持越南的反美斗争，这是一个基本背景。
而在处理对越外交的具体问题时，中国又不得不同时在中美越和中苏越两个小三角游戏中周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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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美不断接近，中国在越南问题上愈来愈深地陷入了矛盾的旋涡：既要从现实政治力量对比出发调整其外交战略，又不能放弃一贯高举的支援各国人民解放运动的国际主义旗帜；既要继续支持和援助越南把抗美救国斗争进行到底，又不能因此而给中美和解的进程设置障碍；既要通过实现美国在越南的撤军来保证其南部边境的安全，又不能让苏联乘虚而入在同一方向构成新的威胁。
简而言之，中国既要同美国发展关系，又要支持美国的直接敌人越南。
本文把中美关系松动到巴黎协定签字这一时期分三个阶段，分析在中美和解过程中，中国处理越战问题时面临的矛盾和尴尬处境，中国对越外交方针的微妙变化及其结果。
反对和谈，坚决支持越南把战争进行到底
（1968年11月至1971年3月）
此期，中美双方都感到有必要改变以往的僵硬立场，中美关系开始松动，与此同时，巴黎和谈正式启动。
中国的外交方针仍然受到激进的革命路线的影响，为了保障南部边境的安宁，中国坚定地支持越南把战争进行到底，极力反对美越和谈，特别是在苏联参与斡旋的情况下。
1968年底尼克松上台执政前后，中美关系出现了松动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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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3月的中苏边界武装冲突使中美双方都感到有必要加快和解的步伐，彼此不断地做出姿态和传递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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