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越美谈判问题，中国在1965年初至1968年初的越美对话试探期间，一直主张谈判的条件、时机和决定权要掌握在越南手里，时机不到就不应与美国方面谋求接触，尤其不能降格以求。
[2]当1968年4月3日越南政府宣布随时准备派代表团与美国代表进行接触，越美巴黎谈判于5月13日正式开始[3]后，中国方面进一步加强了对越美和谈活动的干预态度，明确将反对和谈的重点放到了反对投降妥协上，强调越南不应对美国做出实质性让步，使自己丧失谈判桌前的主动权。
[4]
但是，中苏边界冲突加剧，两国关系持续紧张的现状，特别是8月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使中国切实感到了来自苏联方面的战争威胁，以及摆脱与美苏两大国同时对抗的不利境地的必要性。
而美国收缩其亚太战略的趋向，以及越美和谈开始，美国宣布从11月1日晚8时起停止轰炸和袭击越南北方[5]的事实，则从客观上减轻了中国南部的压力。
于是，毛泽东着手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
这种动向，首先反映在他对越美和谈态度的变化上。
或者可以说，毛泽东在对越美和谈态度的把握上已经融入了战略考虑的因素。
此时，毛泽东不仅一直没有就越南的让步倾向发表意见，而且还在11月14日听取周恩来关于与范文同会谈情况的汇报后表示：一切由他们自己做主。
接着，他又在11月17日会见范文同时明确提出：我赞成你们又打又谈的方针。
我们有那么一些同志，就是怕你们上美国人的当。
我看不会。
这个谈判不是同打仗一样吗？在打仗中间取得经验得出规律嘛！
有时是要上些当的，正如你们所说，美国人说话不算数。
[6]这种态度与他以前所坚持的越南不能降格以求、防止受欺骗的意见相比较，发生了重大变化。
此变化的要点不是在形式上赞成边打边谈，[7]而是从内容上有所突破，其突出反映为两个层次，其一，中国不要再过多干涉越南方面与美国的谈判。
其二，越南可以做出让步或妥协，上些当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
这种转变的意义在于，它向越南人明确表示北京已决定不插手越美和谈问题，不再反对河内的让步政策，中国对越美和谈的立场有了更多的灵活性。
如果中国方面发生这种变化的信息能够反馈到美国方面，则不啻于向其下一届总统尼克松发出了信号，使之看到借助中国力量解决越南问题的希望。
[8]
11月25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国方面主动向美方提出了于1969年2月20日恢复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建议，并在通过新闻广播发布这一消息时提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问题。
[9]次日，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又在就第135次会谈会期问题发表的谈话中再次提出，中美两国应签订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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