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重提当年日内瓦协议的签署，北越就是因为听了中国的劝告撤走军队，结果让南方人民遭受杀戮。
在越南方面看来，每当中国人这样指手划脚时，都非常令人讨厌。
[16]
四、毛泽东对越美和谈态度的转变
当越南战争开始进入边打边谈的阶段时，随着中苏边界冲突的加剧，特别是1968年8月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使中国切实地感到了来自苏联方面的战争威胁。
这样，中国所面临的局面是，一方面，不仅同苏联的关系持续紧张，而且由于美苏以和谈活动为机缘频繁接触，关系明显趋向密切，使得中国又将面对美苏两大国联合起来的更大的压力。
一方面，越南对中国的指责已经厌倦，表现出更为强硬的态度，对北京的离异情绪加深。
加之文革极左思潮对外交领域的冲击，中国事实上已陷入了某种程度的困境，必须寻找契机予以摆脱。
而美国收缩其亚太战略的趋向，以及越美和谈开始，美国停止轰炸越南北方的事实，则已从客观上减轻了对中国南部的威胁。
于是，毛泽东着手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
这种动向，首先从他对越美和谈态度的变化上反映出来。
此时与其他中国领导人不同的是，作为中国外交战略最终决策者的毛泽东，却似乎将他的抗美激情暂时沉寂下来，除了发出一封强调的重点实际在于反对苏联的贺电[17]外，一直没有就越南的让步倾向发表意见。
这种状况事实上从某个角度表明，毛泽东在对越美和谈态度的把握上，已经融入了战略考虑的因素。
11月14日，毛泽东在听了周恩来关于与范文同会谈情况的汇报后表示：一切由他们自己做主。
接着，他又在11月17日会见范文同时明确提出：我赞成你们又打又谈的方针。
我们有那么一些同志，就是怕你们上美国人的当。
我看不会。
这个谈判不是同打仗一样吗?在打仗中间取得经验得出规律嘛!有时是要上些当的，正如你们所说，美国人说话不算数。
[18]
毛泽东的上述谈话同他在1965至1967年时坚持不能降格以求、防止受欺骗的态度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
此变化的要点不是在形式上赞成边打边谈，[19]而是从内容上有所突破，其突出反映为两个层次，其一，中国不要再过多干涉越南方面与美国的谈判。
其二，越南可以做出让步或妥协，上些当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
这种转变的意义在于，它向越南人明确表示北京已决定不插手越美和谈问题，不再反对河内的让步政策，中国对越美和谈的立场有了更多的灵活性。
如果中国方面发生这种变化的信息能够反馈到美国方面，则不啻于向其下一届总统尼克松发出了信号，使之看到借助中国力量解决越南问题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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