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情况紧急的话，每个士兵都必须训练出一个士兵，每个班都必须训练出一个班。
看来，邓小平在1979年3月做出了一个明智的估计。
当时，他决定撤出中国军队。
黎笋与中国关系的记录
对黎笋文章的第三个更为困难的利用是作为1952至1979年这一阶段作者同中国及中国领导人关系的资料。
由于可信的档案和资料的缺乏，作这样一个尝试是诱人的。
但人们不应对黎笋所述言辞的准确性抱有幻想。
黎笋说，他首次去中国疗养是在1952年。
据他说，他被他访问的地区（很可能是广东或广西）尽管人口众多却不在日本占领期间进行任何游击斗争这一事实所震惊。
文中根据这一情况做出了越南人勇敢而中国人懦弱的基本区分。
黎笋声称，胡志明证实了他的这种印象。
这种叙述可能更反映黎笋1979年时对中国人的态度而非他首次去中国时的真实印象。
我们甚至根本不能通过其他材料证实他当时去过中国这一点。
相比之下，黎笋关于自己对1954年日内瓦协议的反应的叙述更为可靠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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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更不能确定的是他是否在1954年就已经指责中国的错误。
当时，中国、苏联和北越的领导对日内瓦协议都是坚决支持的，所以，黎笋可能还是埋怨自己国家的领导人犯了错误。
黎笋很可能是在花了一段时间后才发现周恩来在迫使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接受北纬17度线作为越南南北分界线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最有可能告诉他的人是范文同，他是越南在日内瓦的代表团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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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笋对中国消极隔阂性格形成的关键时期可能还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当时他努力去获得苏联和中国对在南越再次举行武装起义的支持。
那个时候，毛泽东正在发动一场后来使国家陷入危机的大跃进运动，因而影响到对国际主义义务的履行。
黎笋无疑看到了这一点。
在他的文章中，他几次回忆了当时周恩来和毛泽东是怎样试图阻止越南人在南越再次发动武装斗争的情形。
但是，他没有提到下面的这个事实：当时苏联也相信日内瓦协议并阻止越南人做任何可能使法国和南越政权更易于违反协议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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