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此时认为苏联已经不可倚靠，他在考虑失去这个依托后，北边是否还能顶得住。
因此他提出：如果南边放，他不进来，而北面又顶不住，怎么办？要防止敌人从中间突破，认为美国有可能搞空降兵，占领北京；敌人有可能走八国联军的老路，从天津、塘沽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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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林彪尚未摸清毛泽东的思路，依然按原定的方针思考问题。
因此，当他听了杨成武汇报的毛泽东关于战略防御设想等问题的讲话后，联系到毛关于要警惕赫鲁晓夫式人物的论述，内心十分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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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分歧表明，毛泽东此时已从战略防御问题上关注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与此同时，5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指出，从赫鲁晓夫大反华的趋势看，我们要考虑到万一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竟然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
因此我们必须下大力气加强抵抗武装入侵的准备；[45]
并提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
&ldo;计划&rdo;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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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ldo;&rdo;计划中最主要的新建项目钢铁厂的厂址选在甘肃省的酒泉，毛泽东就认为该地距苏联太近，是一条通道，苏军直接就开进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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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特别强调，应该在四川的攀枝花建立钢铁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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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周恩来在解释&ldo;三线&rdo;地区的划分时指出：&ldo;对修正主义，西北、东北各省是第一线&rdo;。
&ldo;真正的三线是青海、陕南、甘南、攀枝花&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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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60年代中期，毛泽东还特别指出：我们不能只注意东边，不注意北边；只注意帝国主义，不注意修正主义，要有两面作战的准备。
根据毛的指示，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要求全国设防重点转到北面，全军要调23的工程建筑团到北部设防。
参加军委工作的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人也分别就国防工业、战略问题、东北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作战的指导原则等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了重要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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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到1964年，毛泽东因开始警惕苏联对中国的外部威胁，而更加忧虑于中国的最高领导权被修正主义分子所篡夺；由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而更要对外患做出防备，两者相辅相成。
由此，中国加强备战，进行对内对外战略方针调整的基点实际已不完全是为了防备美国对中国的侵犯；中共中央将三线地区作为全国的战略大后方，其出发点也已不仅是针对来自美国的威胁，而且还带有了防备苏联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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