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中国加强备战，进行对内对外战略方针调整的基点实际已不完全是为了防备美国对中国的侵犯；中共中央将三线地区作为全国的战略大后方，其出发点也已不仅是针对来自美国的威胁，而且还带有了防备苏联的成分。
[48]这样，当越南的抗美战争进入高潮时，中国军事防御战略的重点实际上却开始了由南向北的转移。
[49]
在上述诸项因素的影响下，中国已不可能如越南所希望的那样，与苏联重新团结起来，在援越抗美问题上协调行动。
中苏在对越援助问题上的矛盾冲突，开始于1965年苏联大规模援越之后。
此时中苏关系恶化的现实，已将两国重新合作的道路封死。
当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于1965年4月致函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举行越、中、苏三国最高级会晤，把分歧撇在一边，采取联合行动的建议后，7月，中国方面即复函予以拒绝，并指责说：你们所说的&ldo;联合行动&rdo;，就是要兄弟党服从你们老子党的命令，就是要兄弟党、兄弟国家成为你们推行美苏合作主宰世界政策的工具。
[50]
1966年2月末日共代表团访华，日方同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讨论通过的公报草案不仅在批判修正主义时未点苏联的名，而且还提出了关于建立包括苏联在内的反美国际统一战线、与苏联统一行动援助越南的问题。
对此，毛泽东向日方表示：你们这种态度是受到苏共领导欢迎的，但是我们不欢迎。
决定不发公报，只发消息。
同时，毛泽东还否定了宫本显治所说的：虽然不直接同苏共领导采取联合行动，但可以同其领导下的群众团体采取联合行动的意见。
他认为：国际民主团体的活动用处不大，不可过高地估计它的作用。
就是写出最好的决议也没有用。
[51]对于毛泽东而言，中国决不可以与修正主义苏联在援越问题上搞联合，双方只能是分别行动，各援助各的。
[52]
只是，中苏两国在援越抗美大目标下各行其是的同时，因所处地理位置的不同，又不能不在对越援助的过程中发生接触，进行某种形式的协作，这样，矛盾和冲突也即由此而生。
特别是，由于越南在其抗美救国战争中力争得到中苏双方的最大援助，使得这种纠葛更加突出起来。
二、1965-1969年中苏之间的矛盾冲突
1965-1969年是中苏两国关系逐渐走向敌对的阶段。
此期中苏两党关系破裂，国家关系进一步恶化，至1969年3月中苏双方在珍宝岛发生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8月苏联又在中国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采取报复行动，制造了严重的流血事件，中苏关系紧张达至顶点，进入敌对状态。
与此同时，随苏联对越军事、经济援助的不断加强，越南与苏联的关系开始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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