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原本是大使职责范围内的事，意见本身也是对的。
然而当时极&ldo;左&rdo;思潮已在国内形势气候，上述意见被认为是反对&ldo;大跃进&rdo;。
另外，也有人向外交部打&ldo;小报告&rdo;，说柯柏年在使馆内领导反右派斗争不力，于是被调回国。
1959年，柯柏年被任外交部所属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
这一任命本是对他的降职使用！
然而这位书生气十足的外交官却很高兴。
他多次对人说：&ldo;在研究所工作四年是愉快的。
到底是研究机关，有时间看书，学术空气浓。
我听到很多对国际问题的不同意见，在外交部是听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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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柯柏年对中苏、中美关系就有很独到见解，这些见解有一些看起来还与当时中央的宣传相悖。
他认为，中苏关系交恶始于中苏&ldo;蜜月&rdo;期。
还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就曾多次提出了侵犯中国主权的要求，但没能得逞。
又从经济上打压中国。
例如：当时卢布对人民币比价，官价是1：10，市场价是1：4。
我国在与前苏联贸易中却一直用官价交易，这种明显带有大国沙文主义的霸道做法，使中国吃了大亏。
但那时西方封锁我们，我们是哑巴吃黄连，处境极无奈。
柯柏年认为，中美关系要分两步走，第一步，要让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这样两国在建交前可以通过民间渠道做很多事情；第二步，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尽快把蒋介石赶出联合国。
文化大革命时期，外部日常工作仍由陈毅、姬鹏飞、乔冠华主持。
他们保护了近90名大使，只有十多名大使不在保护之列，当时任丹麦大使的柯柏年不在保护之列，因为柯柏年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入党介绍人。
受难大使们平时扫厕所，并随时听从召唤，接受批判斗争。
柯柏年不认罪，也不按照造反派要求说违心话，因此受到更多人身侮辱。
一次，柯柏年挨批斗回家，颇为得意地对孩子们讲，他们（指造反派）说我是王光美的&ldo;死党&rdo;。
我对他们说，我是王光美的入党介绍人，王光美是我的&ldo;死党&rdo;才对呀！
1968年，周总理指名查问柯柏年的下落，十多名受难大使才被全部解放出来，但外交部并未安排他的工作。
在这段时间里，柯柏年也没闲着，看书、听唱片、解数字题、装半导体话匣子，他将赋闲生活安排得其乐融融。
柯柏年看书十分博杂，除了线装古书《四部丛刊》、《四库全书》、淅刻《九通》、《二十四史》（这些都是1949年进城在琉璃厂购得）外，马列著作、文学、历史、考古、科技、数字、音乐，甚至无线电都是他喜欢的读物。
柯柏年还有一个习惯，无论看什么书，经常有感而发在边边角角加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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