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回到北京，离东北近了，与姥爷接触多了起来。
加上我在部队曾做过无线电报务员，和姥爷过去曾是同行，因此共同语言也格外多些，日久天长，我对姥爷有了更多了解。
投身抗日
姥爷1911年出生在沈阳市的一个手工业者家庭。
虽不富裕，还算殷实，兄妹5人均受到过良好教育。
16岁那年，受父母之命，经媒妁之言与比他大一岁的姥姥结婚。
听姥爷说，结婚前，在双方家长策划下，曾在沈阳中街的一家杂货店里&ldo;偶遇&rdo;过一回，远远地&ldo;瞄&rdo;了姥姥一眼，长得咋样也没怎么看清楚，成亲那天不免有些忐忑。
进洞房后掀开姥姥的盖头，只觉眼前一亮，哎呀！
长得还挺漂亮。
18岁那年，姥爷从沈阳电报学校毕业就业于沈阳电报局做国际电报报务员，邮电局属国家公务员系列，每月工资80块现大洋。
按当时的物价，生活绝对是温饱有余。
1931年&ldo;九一八&rdo;事变，东北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
在不做亡国奴的思想驱使下，姥爷毅然携家眷（姥姥、母亲、）离开沈阳赴天津，在天津电报局任打字员、无线电报务员。
1937年&ldo;七七&rdo;事变，天津也沦陷了。
当时的国民政府交通部命令天津电报局停业并决定：职工家在北方的一律停薪留职；家在南方的可去南方各局就业复职。
根据这一规定，姥爷属停薪留职一类。
但他既不能回日本占领下的东北老家，这有违当初逃离沈阳的初衷，又不能继续留在正沦为日本人统治的天津。
为了寻找生计，只能将姥姥、母亲、舅舅寄放在沈阳的大哥家，孑然一身投奔汉口交通部要求复职。
临别时与姥姥约定：&ldo;打不倒日本我不回家，打倒日本要饭也要回家！
&rdo;满怀生离死别的悲愤，姥爷乘船离津绕道香港，经广州抵达汉口，并获准在汉口电报局国际电台工作。
在当时的形势下，汉口本应呈现一片同仇敌忾积极抗日的景象。
但战时的武汉灯红酒绿，到处可见国民党的腐败和消极抗日。
所幸姥爷有读书看报的习惯，他从《新华日报》上经常能看到中国共产党和军队的抗日救亡活动的消息，同时从三联书店的进步书刊中得到启迪。
姥爷不仅萌生而且坚定了投身抗日的信念，也确定了投奔革命的方向，到延安去！
此时恰逢西安电报局要报务员，姥爷便申请到西安电报局工作。
在国共合作期间，西安设有八路军办事处和东北救亡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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