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当时就哭了，因事先有专案组交代，大家只能面面相觑，默默无语。
根据事先商定的办法，为节省时间，我们子女少说或不说，让母亲多说。
母亲流着泪简单述说了一下家中的情况。
其实，当父亲一见到我们几个被扒了军装的孩子，一切都不言自明了。
见面时间很短暂，可能专案组对父亲有所交待，他很少说话，却从我们忧郁的眼神中读出了家人对他生命深深的忧虑。
他说出了一句话让我们至今难忘。
他说：&ldo;你们放心，我不会自杀的，死了就更说不清楚了！
&rdo;
临别时母亲让父亲跟上面反映，能不能治治牙，否则怎么吃饭。
父亲信心满满地说：&ldo;回去就给傅崇碧写信，过去我曾救过他的命！
&rdo;果然，回去不久，在北京军区司令傅崇碧过问下，很快在北京军区总医院装了假牙。
事后我曾问父亲这是怎么回事？父亲说，1969年刚到北京，受杨、余、傅事件冲击，傅崇碧被中央文革和造反派追杀，父亲奉命对傅进行保护。
他用一个排的战士将傅四处转移躲避追踪，我们家现在住的小院他都躲过。
1973年，重病中的周恩来曾对父亲的问题做了指示：&ldo;总参党委研究一下，是否把阎仲川的问题看得太重了。
&rdo;如果不是张春桥来到总参谋部&ldo;放火烧荒&rdo;，说总参谋部&ldo;批林&rdo;不利，包庇林彪死党，父亲或许就解放了。
八
1979年4月，即&ldo;四人帮&rdo;垮台一年半之后，父亲才被解除监管。
但还留了个尾巴，说是回家后继续审查。
又过了三年多，1982年一位总参领导才代表组织向父亲宣布了审查结论。
结论却又根本未提&ldo;一号号令&rdo;的问题，只是笼统地讲父亲在总部以及此前在广州的&ldo;支左&rdo;工作中犯有错误，有的错误还是&ldo;严重的&rdo;，以表明对父亲的隔离审查是有理有据的。
父亲随即按大军区参谋长待遇离休。
粉碎&ldo;四人帮&rdo;后的1980年，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成立的特别检察庭和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进行审判。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图门与肖思科合著的《超级审判》是迄今为止记录&ldo;两案&rdo;审理情况最为详细的书籍。
该书提到&ldo;两案&rdo;的决策者原曾想把&ldo;一号号令&rdo;问题作为林彪罪状写进起诉书，但感到证据不足，特别是缺少过硬的书证，为此调集了14名来自军队要害部门的干部（多数是师职干部）破天荒地进入中南海，查阅中央核心机密档案，进行取证，也对林彪战备指示合法性问题进行了调查。
对查证的具体结果，该书未做交待，只是笼统地说决策者们一致认为包括&ldo;一号号令&rdo;在内的有几个问题&ldo;定罪理由不充分&rdo;，因而决定&ldo;不列入起诉书内容&rdo;。
在以后&ldo;两案&rdo;审判对林彪、黄永胜等人的起诉和定罪材料中，都未提及&ldo;一号号令&rdo;和&ldo;反革命政变预演&rdo;问题，显然过去的一些说法已被排除。
随着对&ldo;两个凡是&rdo;的批判，按理说此事在当时应该有个结果，但父亲等到的却是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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