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和昆明军区防区毗邻越南，自然要多做许多事。
除了按上级要求组织战略物资输送和兵员调动外，父亲更多的是勘察地形，准备战场，防止帝国主义战争扩大化，做好反侵略准备（到总参后，父亲仍接手刚去世的原副总长李天佑的这摊工作）。
父亲曾多次公开和不公开地进入越南，对那里的山山水水非常熟悉。
南定、河内、海防的红河三角洲地区、胡志明小道、北纬17度线附近，都曾留有他的足迹。
他被认为是继陈赓、李天佑、韦国清之后比较熟悉越南战场的人。
以至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总参作战部的同志还向军委领导积极请求，让阎仲川出来协助指挥工作。
感谢作战部同志们对父亲的信任。
三
文化大革命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多数同志思想上缺乏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的。
运动初期，文化大革命的本质和发展趋势尚未充分暴露，基于对毛泽东的信任和崇拜，父亲和全军大多数指战员一样，怀着真诚的愿望，努力从正面去理解文化大革命，希望这场运动能够真正克服和消除党和国家肌体上确实存在的某些弊端和阴暗面，保证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
然而，随着运动发展，特别是学生停课、工厂停工，派系林立、武斗不止，整个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的现实使父亲感到了茫然无措。
1966年《五一六》通知后，广州地区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出现了以学生为中心的各种派别。
他们都标榜自己执行的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在北京南下红卫兵的影响下，开始打、砸、抢，揪斗老干部。
有的学生在深圳设卡，对入境香港同胞施行&ldo;破四旧&rdo;；有的学生甚至劫持车辆，妄图冲击边防线&ldo;解放香港&rdo;。
这阶段，广州军区主要是应对一些突发事件，基本没有介入地方运动。
也是在这段时间，广州军区的领导最担心的是自己的孩子盲目陷入到这场由北京发动、在全国迅速蔓延，而且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会产生什么结果的政治运动。
因为他们发觉，这帮不谙世事的孩子们自恃根正苗红，表现得异常幼稚和不知天高地厚，他们更不会去考虑自己父母的命运与这场运动的必然联系。
根据《军委八条》的规定，军区主要领导在大小场合反复强调家长要管好自己的子女，不要被人利用。
我和哥哥也被父亲送去军区上阳岗警卫营农场养猪放牛。
1966年8月，党的8届11中全会，中南局书记、广州军区政委陶铸进入中央政治局，但很快被打倒。
1967年初消息传到广州，造反派（主要是红旗派）以抄陶铸家为名开始冲击军区机关（陶家住军区大院），同时还冲击了军区作战部的作战室。
因当时已危及到军区指挥机关的安全，父亲身不由己地开始和&ldo;造反派&rdo;接触了。
随后，受上海&ldo;一月风暴&rdo;影响，夺权合法化，加之北京红卫兵南下，广州地区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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