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将领宣称，他们基于“共同的军事经验”
所作出的判断是：
如果三八线成为军事行动的界限，那么，面对敌方的人力优势，作战并击溃其新攻势的准备都将成为空话。
围绕这一问题，华盛顿的决策圈子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各方互相推诿，始终没有达成明确的意见。
五角大楼要求国务院先确定美国在朝鲜的政治目标，而国务院则要求五角大楼先明确美军在朝鲜的作战范围。
最终，双方达成了一个妥协的结论：
在目前的形势下，华盛顿应避免就是否跨越三八线的问题做出明确表态，以免将战略底线暴露给对手，并影响美军在战场上的行动自由。
这实际上为美军再次越过三八线开了绿灯。
然而，当时更具决定性的问题并非是否跨越三八线，而是如何掌控朝鲜战争政策的整体方向。
美国对朝鲜的战争政策与其全球战略紧密相连。
对杜鲁门领导的决策团队而言，朝鲜战争被视为“共产主义势力”
在亚洲大陆对美国利益的直接威胁。
美国毫无疑问必须进行军事干预，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展现其遏制“共产主义扩张”
的决心和能力。
然而，美国也不能让自己在朝鲜陷入一场漫无边际的持久战争，因为这不仅会削弱其在欧洲战略重点上的投入，还可能促使苏联大规模介入，进而引发全球范围的战争。
中国参战后，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政策逐渐呈现出明显的双重性：
一方面，它必须继续在朝鲜战场上坚持作战，努力争取军事上的胜利；另一方面，它也采取了一些自我限制的措施，防止战争扩展到中国境内，从而将朝鲜战争控制在一个可以有效管理的有限范围内。
出于以上双重考虑，当1950年底“联合国军”
全线退至三八线附近时，华盛顿曾试探性地表达过通过谈判实现“光荣停战”
的愿望。
麦克阿瑟坚决反对华盛顿的这一政策意向。
作为亚太战区的最高指挥官，他始终对杜鲁门所制定的“先欧洲、后亚洲”
的全球战略排序持有异议。
在他看来，唯有全力以赴打赢眼前的朝鲜战争，美国才能保障欧洲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安全。
为此，他强烈主张扩大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哪怕可能因此冒着引发世界大战的风险。
他提出建议：封锁中国沿海区域，动用海空力量摧毁中国的工业基础，同时“放蒋出笼”
，让国民党军队投入朝鲜战场，并从台湾向中国大陆发动牵制性的攻击。
由于这些主张与杜鲁门的意图背道而驰，华盛顿因此屡次将其否决。
在李奇微的指挥下，“联合国军”
展开反攻，经过两个多月的激烈战斗，从“霹雳行动”
到“撕裂者行动”
，最终将战线从三七线附近推回至三八线附近。
按照这个进度，想把中国军队驱赶到几百公里外的鸭绿江，不仅需要耗费大量时间，还不知道要付出多么巨大的代价。
既然单靠军事手段无法解决问题，那么政治解决自然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实际选择。
到1951年3月中旬，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内部逐渐形成了主流观点：必须寻找一种新的途径来处理朝鲜问题，最理想的方式是由总统根据盟国关于在三八线附近停止战斗的建议，发表一项声明以进行试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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