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沈旭东看了看黄中磊：“我一直以为华宜已经转型房地产了，真没想到还在做电影，而且还做了《手机3》…我挺纳闷的，《手机2》我好歹还算编剧，《手机3》就没想过知会我一声嘛？”
“华宜怎么可能转型做地产，我们做了24年电影…”
沈旭东打断他：“可据我所知，华宜在全国各地的土地储备就有亩…这是一家主营业务为影视制作的公司应该有的规模嘛？”
黄中磊还想解释，沈旭东已经扭头跟于东聊起了洗钱…
“洗钱？我不是很懂！”
“我也不懂，但我知道港台电影大部分背后都有黑钱…最近有一家赌博公司经常参与博纳的影片制作…你说这个要不要调查一下？”
于冬赶紧道：“我们跟太阳娱乐的合作，仅限于正常范畴的电影投资业务，合理、合法、合规，不存在任何非业务性质的资金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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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东笑了：“我也没说公司名字啊，你自己说的…”
主持人尹鸿赶紧岔开话题，聊起了‘一带一路’，沈旭东闭嘴…
……
16号晚，《我不是药神》举办千人首映…
《药神》这部戏很中国化！
本质上属于让陆勇的个人的神格行为，成为了对制度自我修正的诱发。
并没有发生殉道的事…
因为这是现实——电影确实反映了一个社会矛盾，但在现实中，这样的矛盾后来是通过法治的方法解决的。
所以电影根本不是在批判什么法治的缺陷。
结尾苦路的部分也很巧妙，揭示了陆勇的神格，也暗示了陆勇能力范围的有限，更广大的病患还是要由制度集体来拯救。
这符合客观事实…
但这也是《药神》没有入围欧美电影节的原因——电影落脚点偏离了西方审美。
在欧美电影里，个体与制度的对抗，往往聚焦于个体受到的伤害，或个体的彻底反抗，阶级对抗的属性极强。
如达内兄弟的《两天一夜》，展现工人因经济危机而失去工作后的人情冰冷。
《大卫戈尔的一生》，让男主角以自己被判死刑的“错误”
来警示死刑制度的问题，却身死而无结果…
奥利弗斯通、肯洛奇、考里斯马基这样屡屡获得一流奖项认可的美欧“愤青”
。
相比起来，《我不是药神》的表达，无疑是不太对路的，不符合西方电影的审美…
如果程勇入狱，十五年。
政府严查并且收缴走私药。
病人一个一个死去…
那就可以拿奖了，至少，可以入围主流电影节。
相对来说，贾樟柯的电影会更符合西方的口吻。
特别是威尼斯、柏林等欧洲一流电影节，向来都会以强烈的政治性作为评审的考量侧重之一。
所以，《药神》的海外口碑没有特别好，更没有拿到值得一说的海外奖项…
但…这个电影很适合中国市场！
它没有采取高度的对立激化的构建方式，让主角完全成为正面高大全的角色，全程饱受社会的欺压，而是将每一个人物，都当成了单纯的普通人个体去表现，淡化了简单的正邪两极化。
程勇的转变是因为朋友病死，才感到了“在普通病人身上感受不到的刺激和打击”
，从而促成了想法上的巨大转变，这个人物的思想境界其实是被降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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