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竭力促使汉普希尔提出建议成立一个新型的无线电安全机构,它将由军情五处控制,独立于通讯总部之外,专门负责跟踪在国内的间谍无线电通讯。
我想,根据汉普希尔的背景,他一定会欢迎这个设想。
我还告诉他,这是一条惟一能保证我们得到所需要的设备的方法。
汉普希尔没有同意,其结论是,这样的举动会遭到通讯总部和军情六处的强烈反对,这样就不大可能成功。
他的这个结论大概是对的。
在汉普希尔完成他的研究之前,显然是不可能找他谈了。
一九六七年我得到允许,来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汉普希尔在该校担任客座教授。
我对普林斯顿非常熟悉,我当科学家时,常常到那里去访问。
鲁迪&iddot;康普弗,即那位发明行波管(在大多数微波线路上使用的无线电电子管)的科学家,曾经就普林斯顿的奇特的建筑向我作了一个很好的描述。
他把它称为&ldo;冒牌的哥特式科兹沃尔德&rdo;。
我同汉普希尔谈了一阵,主要问他对伯吉斯还能回忆出些什么。
他告诉我,说他现在想起来当初恐怕他也是伯吉斯要招募的对象,尽管他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他描述说他和安东尼&iddot;布伦特是怎样一起去巴黎旅行的。
有一天晚上,他们同詹姆斯&iddot;克卢格曼以及另一位艺术家本&iddot;尼克尔森一起吃饭。
饭后,克卢格曼主持了一次长会,他们对汉普希尔的政治信仰进行了考察。
几个月后,他被邀请到伯吉斯在切斯特广场的公寓里与伯吉斯一起吃饭。
两个都穷酗极饮。
半夜两三点钟时,伯吉斯劝他为和平而工作。
伯吉斯说,虽然这是一项危险的工作,但却是很值得的。
他们还谈到了许多当时知识界的动乱,纳粹的威胁,谈到在学术研究中需要采用更多的马克思主义。
汉普希尔当时以为这是邀请他参加左翼争鸣学会的前奏,这种学会当时在牛津剑桥的青年知识分子当中很流行,可伯吉斯并没有提出什么特别的建议来。
&ldo;现在回想起来,&rdo;汉普希尔说,&ldo;也许伯吉斯正在试图招募我。
&rdo;
我回到伦敦后同布伦特核实了这件事。
他还记得克卢格曼的晚餐,并证实那是一次检验活动。
但他说他并不知道伯吉斯的劝说,也不能肯定那次晚餐是在一九年还是在一九三七年。
这些日期很重要,一九年,布伦特和伯吉斯仅仅只是共产党员;可到了一九三七年,两个都成了间谍了,因此任何招募工作都是为俄国人干的。
我派了一个工作人员去看本&iddot;尼克尔森。
非常幸运,他保存着记录他生活的完整的日记。
为此,我们可以肯定,那次晚餐毫无疑问是在一九三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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