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已是凌晨四点，我被折腾够了，于是便起身告辞。
我对安格尔顿说，明天的活动全部取消。
我对已发生的这些事印象坏透了。
要不要讲和，完全取决于他们。
第二天，安格尔顿没有和我预约就跑到旅馆来看我。
他满脸微笑，而且再三道歉。
他责备了哈维在昨天晚上的行为。
&ldo;他喝醉了，以为要了解真相一定要靠威吓。
现在他相信你了，他不过是认为你对他是个威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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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请我去吃晚饭。
这次我小心谨慎，不敢大意了。
他说他理解我的心情，并希望我也能理解他。
他还热情地谈起要资助我们的计划。
紧张气氛总算消除了。
他提议带我去见托德拉，说服他让发射工程委员会的反间谍力量给予支持。
第二天他派了一辆车接我去米德堡。
按规定，访问国家安全局时必须有通讯总部的人陪同，我只好从边门进去，直接上顶楼托德拉的办公室。
我们在这里共进午餐。
午餐时我再次复述了朗斯代尔一案的经过，这已经是我第三次复述了。
最后，托德拉问我需要他帮什么忙。
我说虽然我对莫斯科的非法广播进行了分类‐‐这当然是个重大成绩‐‐但主要的问题是通讯总部没有充分监听苏联的电台。
朗斯代尔案破获以后，我们在这方面有了相当大的进展，但到目前为止只有十二到十五个无线电台台位来截听苏联电台的信号，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还只是抽样监听。
若是要在分类方面作出成绩，我们必须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苏联电台进行监听。
托德拉对这项工作的前景非常感兴趣，并同意保证在两年之内对苏联在世界各地的所有非法广播进行百分之百的监听。
他的话果真算数，过了不久，情报便源源不断。
情报被送到通讯总部，由&ldo;反小集团&rdo;委员会负责处理。
通讯总部有位叫彼得&iddot;马丽丘奇的年轻密码分析专家（现已坐上通讯总部的第一把交椅），对我精心发明的分类法做了改进：他把成千上万的电讯输人电子计算机进行加工，然后用&ldo;抽样分析法&rdo;把相同的电讯归为一组。
这种方法使分类更加准确。
在以后的几年中，这成了西方反间谍工作中一个最重要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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