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你总是孤立无援的。
你得独自恪守机密，你的生活和工作的节奏总是处在极度的紧张状态中，总是离不了同事们的帮助。
但是你总在不断地向前迈进，或奔赴新的工作岗位，或从事新的活动。
每走一步，就从中获得新的机密，而与过去的旧机密一刀两断，与别人接触尤其是与外界联系的机会很少，因为你所从事的大多数事情是不允许让外界人士知道的。
由于这个原因，情报部门所用的人很多。
这是情报这种职业的本质的一部分，干这一行当的人都知道这一点。
在我事业的初期，我曾遇到过一个人，他在英国情报部门的遭遇，骤然把这种职业在国家生活中的重要性这一虚伪的面纱揭去。
事情还得追溯到我为布伦德里特的委员会研制共振装置上来。
当时我花了大量的访问进行研究，让一些鸡毛蒜皮的东西如烟灰缸、装饰物等发出反抗经过一定的加工，这些物体在接受到某种频率的无线电微波辐射时，是可以有反射的。
如果能研制出一种完美的系统，将会产生较好的效果。
这些物体本身不装发报机或接收器，也就不易被人发现。
一九五六年，我们已经研制成功一些产品的样品，决定在俄国驻伦敦的大使馆进行试验。
当时军情五处有个情报员叫亨利&iddot;柯比，是个宪兵，他常常和俄国外交人员交往。
这个计划很简单，由五处设计一个加过工的并可以反射声音的装饰礼品，让柯比把它作为一件礼品送给俄国大使。
我们需要知道的第一件事是俄国大使可能接收什么样的礼品，并把它放在书案或办公室里显眼的地方。
马尔科姆&iddot;卡明建议我去找军情五处的一位反间谍专家克洛普&iddot;乌斯季诺夫，他是演员彼得呜斯季诺夫的父亲。
乌斯季诺夫是德国后裔，可他却和俄国外交官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俄国大使馆的常客。
他曾在俄国、德国和英国陆军中担任过职务，这是他与众不同之处。
他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间里卷入了情报活动的圈子里，他会讲好几种语言。
由于他具有这么一个俄德背景，因此，他便成了一个非常有用的提供情报的源头。
希特勒上台后，乌斯季诺夫便开始艰辛地工作，与纳粹作斗争。
他向罗伯特&iddot;范西塔特请求为英国情报部门工作。
范西塔特是英国外交部著名的外交官员，他主张反对纳粹。
乌斯季诺夫声称他与当时的德国驻伦敦大使馆的一等秘书沃尔夫冈&iddot;朱&iddot;普利茨男爵有往来关系。
乌斯季诺夫说普利茨是致力于反纳粹的秘密活动的人。
军情五处把乌斯季诺夫招进来了，并开始从普利茨那里获得了有关德国重新整顿军备的真实情况的最高情报。
这些情报真是些珍宝，或许这是英国在战前所得到的最重要的活情报。
乌斯季诺夫和普利茨拉上关系后，两个人成了范西塔特以及丘吉尔晚餐桌上的座上客，把他们知道的情报告诉给这两个著名的人物听。
丘吉尔当时还没有上台，普利茨简直就成了这位文质彬彬的英国外交官员的干儿子了。
战争爆发后，乌斯季诺夫仍然继续与普利茨往来，尽管普利茨那时已去荷兰担任空军武官了。
以后到了一九四0年，普利茨知道盖世太保要抓他，才决定叛逃。
乌斯季诺夫为此冒着个人的危险去了荷兰，把普利茨救了出来，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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