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曼的主要办公室里放着一排排的搁板桌，每张桌子上的邮件都根据不同的地址分别排放着。
伦敦的信件放在一边，欧洲的信件放在另一边，铁幕后面的信件也有一个专门的地方。
约有二十多个邮局技术人员在桌边忙碌着打开一件件的邮件。
他们都戴着橡皮手套，以免在信件上留下指纹。
每个人的桌上都有一盏光线强烈的台灯和一只蒸气壶。
有时候也使用传统的竹切刀技术。
这种方法虽然古老，但仍然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之一。
技术人员先拿起信封对着强烈的灯光照着，然后把竹切刀从信封的一角伸进去，随着竹刀的转动，信笺被卷在竹刀上，只要轻轻一拉，信笺便被竹刀带出了信封。
如果信封上的姓名和地址是用打字机打印的，有时就把信封撕开，待检查完毕，再换上一个打好同样姓名地址的信封。
可是直到我快结束我的间谍生涯时，我们还不曾偷偷地打开过一封四边都用胶带封好的信。
在这种情况下，军情五处往往要作出这样决定：要么干脆拆开检查后就销毁，要么就让它保留着被拆过的痕迹仍然寄出。
信件拆开后，用脚踏式微型胶卷照相机把内容摄下来，冲印后再由负责截查信件的官员送往档案室存档。
登曼的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只镜框，里面装着一只信封，这是登曼最值得骄傲的纪念品。
它是寄给一位杰出的共产党员的，这位党员的信件总是被我们截查。
信被拆开后，邮局的技术人员们都觉得好笑，原来是写给军情五处的。
里面有一页用打字机打的简短的话：&ldo;致军情五处，如果你们用蒸气壶把这封信拆开，你们就是一帮令人恶心的鸡奸犯。
&rdo;登曼把这封信列为&ldo;下流邮件&rdo;处理，其意思是，他没有责任把它送达信封上的地址。
实际上，登曼从事的活动是严格地受到上级授权的束缚的。
在没有上级授权的情况下，只有确切地知道将很快得到上级的授权时，他才能动手安装窃听器或截查邮件。
军情五处可以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要求对信件作某种形式的检查。
我们可以记下信封上写的一切：发信地点、收信地址、寄发日期等，只要我们不把它完全打开。
登曼和邮局里那些知道内情的人生怕他们在电话和邮件上做手脚的事被人发现。
他们对国际邮件并不担心，因为这种邮件即使被耽搁几天，也不会引起人们的怀疑。
他们在处理国内信函时，简直是雷厉风行，以便让信件能如期送到收信人的手里。
请求授权是由军情五处的副局长负责。
如果某个官员要窃听电话或截查邮件，他必须写一个简要报告给副局长，由副局长向内政部负责军情五处工作的副大臣提出。
副大臣对呈报的申请报告提出意见，看看是否会引出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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