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还不时兴赠款。
后来玛格丽特给了一点帮助，我靠着自己在贩卖猪崽生意上的小聪明，以及家里和牛津大学圣彼得学院的院长有点关系，好容易才凑到了足够的钱去农业经济学院学习。
我搬到牛津一年以后，即一九三八年就和妻子罗易丝结了婚。
这时关于战争的传闻到处沸沸扬扬，我们和其他大多数年青人一样，怀着一种好景不长的预感，似乎免不了要过那种流离失所的动荡生活。
我在牛津的那段时间里，父亲开始弥补过去六年中由于他的酗酒所造成的损失。
在母亲的鼓动下，他又回到了马尔科尼公司工作，不过只当了一名顾问。
我想，大概是战争迫在眉睫的预感使他猛然醒悟，他渴望为国效力，便迫不及待地与在海军科学局的弗雷德里克&iddot;布伦德里特爵士取得了联系。
布伦德里特坦率地告诉他，由于他的贪杯，名声很坏，要找一个层次较高的工作位子是不可能的。
布伦德里特让他先作为一个普通的技术人员试用一段时间。
父亲答应了。
我十分钦佩父亲的献身精神，他放弃了在马尔科尼公司当顾问的收入的一半，心计情愿地在实验台前与那些比他小二十岁的青年科学家一起工作。
他从不在乎自己曾经是马尔科尼公司研究部主任这一点。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想他是急于赎回过去失去的一切，坚信战争要爆发，人人都有责任为国尽职尽力。
父亲由于在观察太空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从而使得他的事业又发达起来。
很快他就被指派去负责&ldo;y&rdo;监听的技术发展工作。
&ldo;y&rdo;监听就是对德国通讯进行战术上的监听。
后来他被任命为英国海军部信号队的首席科学家，又回到了&ldo;伟大的游戏&rdo;当中，寻找回了他青年时代的黄金世界。
一九四三年，他奉命为盟军的诺曼底登陆战役编制信号计划。
这是一项规模宏大而又繁琐的任务。
每天工作之余，他总要拨弄无线电，聆听摩尔斯电码的喀喀声，作运转情况记录，进行分析，以供次日参考。
他躬着身子，头上戴着耳机，一心要弄清这个电子世界中的奥秘。
我常常想，这时才是他的极乐时刻。
战争爆发后，我所在的农业经济学院停课了。
我的指导老师斯科特&iddot;沃森成了农业部的首席科学家。
他带着大部分的教职员接下了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为国家准备食品供给。
这时，我是我们家惟一的一个未能为战争中的国家贡献力量的人。
我弟弟进了电子研究实验室工作，妹妹是威恩斯公司的监听员（她后来在信号情报处和琼斯一起工作，以后与电子研究实验室主任罗伯特&iddot;萨顿结了婚）。
我给布伦德里特写了信，希望他能助我一臂之力，在英国海军部为我找份差事。
万万没有想到，他会来电报邀我去他的办公室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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