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自殷墟科学发掘之后，对甲骨文的研究在更大范围内科学而深入地展开，一时名家辈出，大师云集，遂使甲骨学继罗振玉、王国维之后，渐渐成为一门世界性的显学。
1929年，董作宾发表了《商代龟卜之推测》一文，首次提出要对殷墟出土的龟甲作系统的分析与研究。
当第三次殷墟发掘的第二阶段，即1929年12月12日，在著名的&ldo;大连坑&rdo;内出土了&ldo;大版四龟&rdo;。
董作宾对这十分难得的材料进行了长时间的细心研究，并于1931年发表了在甲骨学史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论文《大版四龟考释》，从而奠定了甲骨文断代体系的基础。
1933年，董作宾又将其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最新成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公之于世。
这篇洋洋十万言的宏文，是甲骨学史上划时代的重要著作，它标志着甲骨文的研究自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
董作宾在《大版四龟考释》的基础上，经过深入、严谨的研究。
创立了科学而缜密的甲骨文断代体系，这就是通行半个多世纪的著名的&ldo;十项标准&rdo;和&ldo;五期&rdo;说。
所谓十项标准，即：
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8．文法，9．字形，10．书体。
根据这&ldo;十项标准&rdo;，董作宾把殷墟200多年、共八世十二王的甲骨卜辞划分为五个时期，即：
第一期：盘庚、小辛、小乙、武丁（二世四王）：
第二期：祖庚、祖甲（一世二王）；
第三期：廪辛、康丁（一世二王）：
第四期：武乙、文丁（二世二王）；
第五期：帝乙、帝辛（二世二王）。
在时流亡日本东京的郭沫若，看到董作宾的断代体系后给予了高度评价：&ldo;惊佩其卓识，如是有系统之综合研究，实自甲骨文出土以来所未有。
文分十项，如前序中所言，其全体几为创见所充满。
&rdo;郭沫若对其贞人说尤为推崇：&ldo;多数贞人之年代既明，则多数卜辞之年代直如探囊取物，董氏之贡献诚非浅鲜。
&rdo;
新中国成立后，殷墟甲骨仍在不断出土。
1973年，考古人员在小屯南地发掘中又发现刻辞甲骨5335片，其中卜骨5260片，卜甲75片，大版而完整的刻辞卜骨近百版。
这批甲骨出土时多有明确的地层关系，并与陶器共存，为甲骨文的分期及殷墟文化分期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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