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西方经过小罗马之后，年代学的研究就几乎中断了，近东和两河流域更是如此。
但自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开始，随着后来欧洲和西方列强对东方的占领和统治，才引爆了古代近东和西方古典年代学研究的高潮。
在这个高潮中，欧美等国凭着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强势，产生的研究成果在不断地进步和完善。
也就从这个时候起，中国落后于西方。
这便是中外在年代学研究中的历程和差异。
二、文献方面。
相同之处在于中外各有文献记录，且这些记录都是真伪掺杂，不甚确切。
如国外年代学家仍在使用的重要参考文献、曼涅托的名著《埃及史》，其书早已不是原来的版本，而是后人以各种形式和方法重新整理出的本子。
这个本子同中国学者一直使用的《竹书纪年》等文献具有相同的性质，两者都不是完全可靠的。
第一章直面历史的遗产（6）
不同的方面在于，中国的传世文献多于埃及、两河流域等国家和地区。
可以说，文献的丰富是中国的强势‐‐尽管这些文献并不是完全可靠。
但是，在埃及、两河流域的年表，如《亚述王表》中，它记载了从亚述最早的王朝到帝国后期所有王朝中各王的名字和在位年数，由此可以推算出各王之间的相对年数和全部王朝的总年数。
遗憾的是，这些王表大都残缺不全，无法从一个版本中得知排列有序的所有王年。
不过，这些残缺不全的版本，分散为一个个不同的版块，有的版块记有许多个连续的王年，有的版块只记两三个甚至是一个王年。
但就整体而言，这些残破的版块是在一个大的框架里
面，只要把公元前1千纪中的后半期、中期、前半期的各个王的年代版块对接起来，这些年代就清楚和较为准确地显示出来了。
依这种方法对接，亚述王表可上溯到公元前15世纪，王表中的各王在位年数都很清楚。
就中国的文献而言，缺乏的则是如亚述王表这样的版块。
正如著名世界诸文明年代学研究者刘家和所言，&ldo;司马迁老先生太过于谨慎，他在读《历谱谍》的时候，由于&lso;古文咸不同，乖异&rso;，他就弃之不要了。
若老先生把这些&lso;乖异&rso;的材料都留下来传给后人，该是多么大一笔财富呵，可他就是不留。
于是司马迁《史记》中的三代，只有世表，这样，中国古文明的年代学研究起来就没有人家方便了&rdo;。
从这一点上看，又是中国文献的弱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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