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祖母每每把番薯煮好放着，一旦警报声响，父亲的九个兄弟姊妹就每人抱两三个番薯直奔防空壕，一边啃番薯，一边听飞机和炮弹在四处交响。
他的结论常常是：&ldo;那时候有番薯吃，已经是天大的幸福了。
&rdo;他一说完这个故事，我们只好默然的把番薯扒到嘴里去。
父亲的番薯训诫并不是寻常都如此严肃，偶尔也会说起战前在日本人的小学堂中放屁的事。
由于吃多了番薯，屁有时是忍耐不住的，当时吃番薯又是一般家庭所不能免，父亲形容说：&ldo;因此一进了教室往往是战云密布，不时传来屁声。
&rdo;而他说放屁是会传染的，常常一呼百诺，万众皆响。
有一回屁得太厉害，全班被日本老师罚跪在窗前，即使跪着，屁声仍然不断。
父亲顽笑地说：&ldo;经过跪的姿势，屁声好像更响了。
&rdo;他说这些的时候，我们通常就吃番薯吃得比较甘心，放起屁来也不以为忤了。
然后是一阵战乱，父亲到南洋打了几年仗，在丛林之中，时常从睡梦中把他唤醒，时常让他在思乡时候落泪的，不是别的珍宝，只是普普通通的红心番薯。
它烤炙过的香味，穿过数年的烽火，在万金家书也不能抵达的南洋，温暖了一位年轻战士的心，并呼唤他平安的回到家乡。
他有时想到番薯的香味，一张像极番薯形状的台湾地图就清楚浮现，思绪接着往南方移动，再来的图像便是温暖的家园，还有宽广无边结满黄金稻穗的大平原……
战后返回家乡，父亲的第一件事便是在家前家后种满了番薯，日后遂成为我们家的传统。
家前种的是白瓢番薯，粗大壮实，一个可以长到十斤以上;屋后一小片园地是红心番薯，一串一串的果实，细小而甜美。
白瓢番薯是为了预防战争逃难而准备的，红心番薯则是父亲南洋梦里的乡思。
每年父亲从南洋归来的纪念日，夜里的一餐我们通常不吃饭，只吃红心番薯，听着父亲诉说战争的种种，那是我农夫父亲的忧患意识。
他总是记得饥饿的年代，番薯是可以饱腹的，如今回想起来，一家人围着小灯食薯，那种景况我在梵高的名画《食薯者》中几乎看见。
在沉默中，是庄严而肃穆的。
在这个近百年来中国最富裕的此时此地，父亲的忧患想来恍若一个神话。
大部分人永远不知有枪声，只有极少数经过战争的人，在他们的心底有一段番薯的岁月，那岁月里永远有枪声时起时落。
由于有那样的童年，日后我在各地旅行的时候，便格外留心番薯的踪迹。
我发现在我们所居的这张番薯形状的地图上，从最北角到最南端，从山坡上干瘠的石头地到河岸边肥沃的沙埔，番薯都能够坚强的、不经由任何肥料与农药而向四方生长，并结出丰硕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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