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订购机器，建筑房屋，招集商股。
当时的人全都知道京城的井水水质差，认为自来水一设，必会获利无疑，所以招股时极为踊跃，三日之间，三百万股金全额收足，亟意进行（建设），过了年即大功告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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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今天城镇中无所不在的警察，在中国也是袁世凯最先提倡搞起来的呢。
列强交还天津的另一条件就是，城内和周边二十里内中国不准驻军。
但城市治安不能不维持，袁世凯于是奏请朝廷，将武卫右军三千人改编成巡警，分驻天津城郊，由于巡警不属于军队编制，列强也无可奈何。
由警政我们要说到袁世凯行政的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其行政乃至变法的前提，就是&ldo;安定地面&rdo;，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稳定压倒一切。
老百姓（或者说社会，因为社会也是由以老百姓为主体的人组成的）最怕的就是战乱，中国古时候有句民间谚语叫作&ldo;宁作太平犬，不作乱世人&rdo;，讲的就是这种社会心理。
大乱之后，人心思治，老百姓先要安居，而后才能乐业，在这个基础上才谈得上兴办教育，开发实业，推行新政。
袁世凯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从一接手直隶，他就沿袭山东时的政策，以强力的铁血手段贯彻自己的意志。
当时的直隶，兵燹之后，民生凋敝，盗匪如毛。
在南直隶广宗县一带，有武举人景廷宾挑头的武装抗捐（即各省分摊的庚子赔款和地方上摊派的教案赔款）活动，蔓延数县，震动京畿;北边有口外的马贼不断入境骚扰;全省各地因闹义和团和联军占领期间的无政府状态，使溃散下来的义和团、败兵和地方上的地痞流氓结成众多团伙，横行乡里，为害一方;天津则是五方交汇、华洋杂处的杂八地，混混儿（地痞恶棍）是出名的多。
面对直隶战后的乱摊子，袁世凯采用不同的对策予以治理。
对因抗捐而起的民变，实行剿抚兼施的政策，一方面宣布将广宗等县&ldo;所摊捐款全行豁免&rdo;，瓦解景廷宾的群众基础，一面派出得力将领段祺瑞、倪嗣冲、马龙标等率领精兵分别由保定、德州合围广宗，并亲自到前线督战，于5月8日攻破暴动者的大本营，两个月后抓获并处决了景廷宾;此后，又逐一平息了直隶各地的土匪变兵。
对于都市里的土棍混混儿，袁世凯则以义和团余孽的名义痛下杀手，其实联军占领天津一年多期间，大肆搜杀义和团，拳民早已销声匿迹，袁将城镇里的土棍流氓指为义和团，是因为朝廷已明令&ldo;痛加铲除&rdo;，杀起来更为名正言顺而已。
自庚子乱后，拳匪余孽伏处天津，只要有人举发，全都交付营务处审决，大都处死。
幕府娄椒生先生对项城（即袁世凯，项城为其籍贯，用作尊称）说，按法律应该从宽处理。
项城回答他说：&ldo;这种人就像臭虫，孳生不绝，只能芟刈净尽，以遏乱萌。
&rdo;大概是取《周礼》&ldo;刑乱用重&rdo;之义，所谓水懦火猛吧。
不到二年，天津城市治安为各省之冠，有六个月不发生一起盗窃案的记录，西洋人也为之叹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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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ldo;双簧&rdo;[八]
袁世凯治理民乱的严酷做法在朝内引起了非议，说他&ldo;纵兵扰民&rdo;，还被人起了&ldo;屠民&rdo;的外号;朝廷也将参奏的折子抄寄给他阅看，有遥示警告之意。
7月，袁上《复陈剿办广宗等县匪徒情形折》，针锋相对地阐明自己的观点：&ldo;欲安民则扰民者在所必去，欲利民者则害民者在所必除&rdo;。
他举出庚子事变以为教训，说自己是&ldo;不得已而以杀止杀&rdo;，并以曾国藩&ldo;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rdo;的话自我辩解，表示&ldo;远之有粤、捻诸匪，近之有庚子拳匪，岂非皆由乱民起事而成的吗?臣虽至愚，也知道煦仁小惠，足以见好于流俗。
只是利害关乎大局，则毁誉不应当只考虑个人。
区区之心，只知道利国，不知道其他。
&rdo;对查办&ldo;肆意滥杀&rdo;的北洋将领的要求，袁则一口拒绝，表示&ldo;参办将弁，恐士卒寒心，日后遇有调遣，将退缩观望，贻误事机，殊足以损碍军政52。
&rdo;结果，段祺瑞、倪嗣冲等人不仅未受查处，反而由他奏保，加官晋爵，赏戴花翎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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