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廷看来，加强对朝鲜的控制，维持传统的宗藩体制以抵御列强对满洲的觊觎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
彼一一是非，此一一是非，外交政策均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所谓是非亦由出发点之不同而不同，由时代的不同而不同，于今仍不免如此。
故笔者对李、袁之朝鲜政策，只能肯定其为传统的帝国主义政策，宜其受到朝鲜的抵制和反抗。
对李、袁之作为本身之是非对错，则置于具体历史环境之中加以判断评论。
否则二十五史中众多历史人物与事件，除贴标签一法而外，实在难以置评了。
袁世凯自投笔焚诗，立志从戎起，其所作所为颇类似于汉代的班超。
班超投笔从戎，以三十六骑进军西域，纵横捭阖三十年，使大汉声威普被西极，拜将封侯，荣归故里，是古今传诵的英雄。
袁之选择从军，未始不受此激励，而他若生于国家强盛之时，也未始不能成为立功异域的英雄。
但他所处之时代，是老大帝国风雨飘摇的暮年;他所面对的敌手，也不再是匈奴、突厥一类的落后民族，而是制度先进、国力强盛且武器精良的诸多列强。
班超之成功，一在于其后有一强大帝国作为后盾，二在于他可跟据实际需要合纵连横，交替使用招抚与诛杀的手段达到目的。
而袁世凯则上述两条都不具备，他所掌握的资源仅只是大清帝国在朝鲜的余威和自己由壬午、甲申两次事变中树立起来的威望而已。
由于瘸着军事这一条腿，仅靠外交手段实现控制属国的使命，较之班超当年无疑要困难得多。
然而当时的世凯踌躇满志，抱负不凡，并不觉得有多大难处。
如前所述，日本在甲申之后，通过《中日天津条约》获得了中日共管朝鲜事务的权利，成为日后干涉朝鲜事务的张本。
而伊藤老谋深算，又提出了暂不与中国争夺朝鲜，反之鼓励中国全面介入朝鲜，日本既可以此抵制俄国势力进入朝鲜，又可埋头发展充实国力，以待将来与清廷决战的方针。
日本外相井上馨据此制定了《朝鲜外务办法》，建议清廷与日本协商共管朝鲜，但除撤换陈树棠、释还大院君，启用亲华大臣等有利于清廷的条款被采用外，协商、共管等要求均不被接受。
当时清廷的对朝政策有三种选择：
一、&ldo;监国论&rdo;，以清流派为主，如张謇、张佩纶、邓承修、袁世凯等，主张或收朝鲜为郡县，或派大员代行国政。
由于朝鲜开放后，列强多已与朝建交，此举必将引发列强的干预，故为清廷和李鸿章所拒绝。
二、&ldo;中立论&rdo;，由德国驻朝鲜领事提出。
主张由中、俄、日三国联合保证朝鲜中立。
李鸿章原来颇有意于此，但中立意味着不再从属于中国，故被清廷以&ldo;不合体制&rdo;而拒绝。
三、可称之为&ldo;控制论&rdo;，是上述两种方案的折中，具体表现为：政治干预，外交监控，财政扼制。
此方案亦为甲午战争爆发前，李鸿章主持，袁世凯在朝鲜积极推行的政策。
袁再返汉城（1885年11月15日），发现朝鲜政局已发生了变化。
此时日本在朝鲜采取低姿态，不再是主要矛盾，而且鼓励清廷出头抵制俄国对朝鲜的渗透。
而由于送回大院君，主政的后党集团离心倾向日趋严重，亲华的大臣或被排挤，或无实权，从国王、闵妃到政府内的多数大臣均倾向于联俄拒清，&ldo;孤行己意，毫无忌惮，天朝的话不尊从，上宪（指李鸿章）的教诲不畏惧。
（世）凯反复劝导，还是表面听从内心违背，极不愿意中国干涉其事22。
&rdo;袁所要作的，就是遏止朝鲜的联俄趋向。
本来，积极鼓吹联俄并为朝、俄牵线搭桥的德人穆麟德11月底已被迫离开朝鲜，袁把精力放到了防备金玉均等开化派残余势力的死灰复燃上面，却忽于7月25日（旧历六月二十四日）得到后党亲华成员闵泳翊的密报，说政府已屡屡派人赴俄公使韦贝处要求保护，并可能有文字密约。
袁即电告北洋，同时嘱闵进一步查明实情并将密约文本搞到手。
8月5日（旧历七月六日）闵再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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