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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当时的国际外交并无公理可言，本质上是强权政治;若从国家利益出发，也没有是非可言;但在国际公法上，却有是非可言，虽然只是形式上的，但事关国体，决非银钱之类的小事。
赔偿日本人即意味着责任在中国一方。
李鸿章不谙国际公法，此其一也。
4月10日，双方集中谈判撤军问题。
在伊藤答应日本同时撤兵之后，谈判进展顺利，李鸿章不知是高兴还是为了表现泱泱大国的宽厚通达，犯下了更大的错误。
他对伊藤说：
我有一个大议论，预先说明。
我知道贵国现在无侵占朝鲜之意，以后若有此事，中国必派兵争战。
若是中国有侵占朝鲜之事，日本亦可派兵争战。
若他国有侵占朝鲜之事，中日两国全都应当派兵救护。
因为朝鲜关系我两国，是紧要的藩篱，不得不加以顾虑。
目前无事，姑且讨论撤兵就可以了。
伊藤闻言大喜过望，原想迫使清军撤兵已属不易，未曾想中方竟能允诺双方共同保护朝鲜（由此，朝鲜由中国的附属国一变而为中日双方共同的保护国），遂立刻表态：&ldo;中堂所论，光明正大，极有远见，与我意相同，当谨识勿忘93。
&rdo;次日，双方谈判和约，中方副使吴大翨提出四款，其中第四款为：&ldo;朝鲜本国如有乱党滋事，该国王若请中国派兵弹压，自与日本无涉，事定之后，亦即撤兵回国，不再留防94。
&rdo;日方则坚决反对此款，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五款，核心是两国共管朝鲜。
由于争持不下，伊藤再次以退出谈判为威胁，谈判再次陷入僵局。
清廷遂于15日（旧历三月初一）电示李鸿章再作让步：&ldo;撤兵可以允许，永不派兵不可允许。
……万不得已，或于第二条内若干语句下面，添加&lso;两国遇有重大事变，各可派兵，互相知照。
&rso;95&rdo;李接此旨意后，于当日与伊藤举行第六次谈判，商定条约三款内容。
吴大翨的第四款被改为：&ldo;将来朝鲜国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相互行文通知照会，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96。
&rdo;对于日方要求惩处驻朝清军将领一事，李鸿章也答应&ldo;戒饬&rdo;、&ldo;查处&rdo;，并以照会的方式予以公布。
至此，伊藤大获全胜，而清廷认为以不多的让步消弥了争端，也自觉满意。
外交争端，无论如何小事，均关系一国之尊严与责任。
伊藤以竹添复信为由无理纠缠，企图把事变责任推到清廷身上，中方本应予以严厉驳斥，揭露、追究日方的责任。
吴大翨、续昌根据在朝鲜查办时了解到的事实据理批驳竹添的谎言，伊藤实已理屈辞穷，落了下风。
而李鸿章以为可以变通处理，所谓&ldo;戒饬&rdo;、&ldo;查实处理&rdo;等等不过是搪塞敷衍日人的官样文章而已。
孰不知见诸文字后，就如答应赔偿一样，意味着清军有肇事之责，日本反而成了受害者，甲申事变的真正祸首‐‐竹添则安然于事外，实在是清廷外交上的大失败。
可笑的是，李鸿章对以&ldo;戒饬&rdo;代&ldo;惩处&rdo;，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做法颇为得意，把它比喻为&ldo;犹如人家子弟与邻舍口角，其父兄出面为他们转圜，也是情理之常97。
&rdo;反观伊藤，对于竹添擅自发动政变之责，他心里是一清二楚的。
但在谈判中却一口咬定竹添无错处，无责任。
只是条约签订，照会发布之后，方在宴会中略为表态：&ldo;伊藤私下也认为是竹添不对，说回国后即另派妥当人员前往充任驻朝鲜公使，其中已寓含了撤职的意思98。
&rdo;李鸿章谓伊藤&ldo;貌似平和，内甚狡黠&rdo;，诚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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