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嘉庆年间册封使臣到朝鲜时，国王以肩舆相迎，（使臣）曾被诏旨申饬。
而司马居然乘舆张盖，制做五色马旗，出入都有部下呵斥清道，平时在兵船上建树黄龙大旗。
不知置自己于何种地位?置孝亭于何种地位?置国家体制于何种地位?这是一件事。
……此次国王来函，没有一处不提到&ldo;袁会办&rdo;，而孝亭在书信中反而好象是被顺带提及一样，这难道不是由袁司马的心思、力量、手眼所造成的吗?……67
张謇信中罗列袁氏诸般跋扈的事实，实来自于吴兆有等驻韩将领。
孝亭是吴兆有的字，而吴是留驻朝鲜的庆军分统，朝鲜防务的总办。
张謇以老师的身份，写信责备袁世凯，全信含讥带讽，口气十分不客气。
信中不称慰庭而称&ldo;司马&rdo;，意在提醒袁世凯，你不过是个五品的同知而已。
张謇的指责，实际上也代表了吴兆有等庆军将领，归纳起来，无非两点：
一、妄称钦差，仪仗逾制。
根据是袁在自己行文发函的封面上题有&ldo;钦差北洋大臣会办朝鲜防务总理营务处&rdo;的落款，但不确实，是道听途说或有意诬蔑之辞。
从今天所能见到的袁世凯当时的信函看，其信封上的署名格式为：&ldo;钦差北洋大臣奏派总理亲庆等营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袁68&rdo;，在&ldo;钦差北洋大臣&rdo;后空一格，在袁的职务前则有&ldo;奏派&rdo;二字，说明袁之任命系由李鸿章上奏委派，故用此格式，除表现袁有高自标置的心理而外，并无任何逾格僭制之处。
诚如张謇所说，吴长庆回国后，吴兆有为朝鲜防务总办，作为会办，袁只是吴的助手。
但诸多对韩对日对各国使节的交涉，多由袁出面，他用&ldo;钦差北洋大臣奏派&rdo;的名义，出入仪仗逾制，实在有其不得已的苦衷。
清廷自认是&ldo;天朝上国&rdo;，不屑于与属国互派使节，因为互派使节就意味着关系平等，有违&ldo;天朝&rdo;的体制。
所以，只派陈树棠以&ldo;总办朝鲜商务委员&rdo;的名义常驻汉城，朝鲜之商务、外交由其监管。
但此种做法不合国际公法，列强驻汉城使节也决不会接受，否则就等于他们也承认清廷是比其高一等的所谓&ldo;上国&rdo;。
不仅如此，列强使节们还借口所谓&ldo;商务委员&rdo;充其量是个商务代表之类的角色，不具有全权使节的地位，在外交场合往往故意轻视清使，以此贬辱清廷的妄自尊大。
譬如1885年，李鸿章在向译署69推荐袁世凯的函件中即指出，&ldo;陈树棠充通商委员，各使均鄙为不得与领事同品，平日宴会应接，卑亢俱难70&rdo;。
又如，甲申政变后，日本派井上馨为全权大使赴朝交涉，清廷则派吴大翨为钦差大臣前往查办。
吴曾主动拜访井上，但井上故意以吴&ldo;无全权字据&rdo;加以拒绝。
其后，吴曾硬闯入日韩交涉的会场，而&ldo;井上竟飘然而返，不一枉顾71。
&rdo;由此可见，由于清廷坚持自己宗主国的特殊地位，使得中方官员在外交场合常因身份名义问题而难堪。
袁世凯当时官职不高，但所代表的是国家，为防窘辱，在名义、仪仗上作了点文章，还是情有可原的。
而李鸿章等也知道他们的难处，不愿深究，这可能也是袁世凯没有像左宝贵一样受到弹劾的原因。
二、妄自尊大，凌蔑一切。
指作为五品同知的袁世凯，对官阶职级都比他高的将领们，特别是作为清军统帅，官居一品的吴兆有，行文一律用扎，给人以以下凌上的感觉。
清代官场文书往来，分上行（即下级对上级）、平行（即同级对同级）、下行（即上级对下级）三种格式，而&ldo;扎&rdo;通常为下行格式。
在对朝交涉事务中，袁则事事当先，以至于韩王把他当成了主角，而吴兆有等反而好像是次要人物了。
清廷在朝官员，外交、商务由陈树棠负责，驻军、防务由吴兆有总办。
袁世凯官职虽低，但总理营务处和会办防务的差事使他位居第三，他能力既强，交际又广，加之年轻气盛，勇于任事，不免给人以&ldo;一切更革，露才扬己&rdo;的印象。
但袁世凯自幼混迹于官场，老于事故人情，为何一反常态，如此作为呢?张謇信中指责的诸事，都发生于吴长庆回防金州之后。
此前，袁世凯虽因整饬军纪而与庆军将领产生龃龉，因少年新进而遭人忌恨，但因有吴长庆在，双方尚能相安无事。
吴长庆撤离汉城，旋即病故于金州之后，双方都没有了顾忌72，矛盾遂至于表面化。
但矛盾之最终激化还是在甲申政变之后。
据沈祖宪等撰的《容庵弟子记》73记载，袁率中路清兵及朝鲜左右营（自敦化门）强行入宫后，即与守军展开激战，直至攻到王宫后院山坡下，方见率左路（自宣仁门）入宫的吴兆有正由两名士兵搀扶着仓皇走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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