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平易近人，从未当面指责或背后议论过任何人。
各级干部和各界人士都乐意和他接触。
每当潘汉年发现某一领导人或身边工作的人员出现失误时，他从不直接指责，而是从另一侧面提出问题，启发他们在思考中发现自己的失误而加以改正，所以备受各级领导干部的敬佩和爱戴。
对此，我自己也有切身的体会。
有一次，市府设宴招待朝鲜歌舞团。
宴会上有近十桌酒席，每桌都有一名上海著名文艺界人士作东，并在座位上挂有姓名的牌子。
当客人们都入座时，交际处长对潘汉年说：有一位作东的没有到会，现在又无法找人代替。
潘汉年略一思考，就叫我去，用原作东人名义作东。
我到那个桌上入座时，贵宾们都十分惊奇，说没想到中国这样著名的作家竟是一个如此年轻的人。
因为在座的都是年轻的艺人，我和年轻人在一起时，心情特别高兴。
由于过份的激动，我多喝了点酒，本来每逢宴会时，我都身藏手枪紧随潘汉年入场或离场，但这次自己竟不知如何会昏昏然呆坐在门外的沙发上。
后来突然听到交际处长大声对我说：&ldo;喝醉了吗?潘副市长要离场了。
&rdo;我睁开双眼，看到潘汉年仍是那样安详地站在我面前。
我立刻陪他上车一起回家。
一路上我想总要受一次严厉的批评。
可是事实却相反。
他在车上不发一言，一直到回家以后，才对我说：&ldo;今晚你不要工作了，早点睡觉吧!&rdo;当晚，我一夜不能入睡。
第二天，和他一起用早餐时，我怀着沉重心情对他说：&ldo;昨晚我喝多了，今天写一个检讨给你。
&rdo;他笑了一下说：&ldo;检讨倒不必了，但你是有地位的人，以后要注意影响。
&rdo;从此，我再也没有在宴会上喝过一口酒。
潘汉年在各种场合和集会上所作报告更具特色。
解放初期，党的干部和各界群众，对于党的政策、方针、路线和某一特定问题，有不同的认识，需要领导进行教育、宣讲。
对于为了解决思想和认识上的问题，以及宣传党的重大方针政策而召开的会议，他是有请必到，并发表讲话。
他的报告，从不需要秘书代笔起稿。
他从主办单位的领导处得知会议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后，晚上作一些思考，并记下几行要讲的提纲，第二天就上台开讲。
他的报告，从不讲空话、套话。
一开始就进入问题关键，从理论、政策、方针以及具体问题作精辟的讲解。
他语言生动;深入浅出地从各个方面论证问题的症结所在，以及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问题，表达清楚，层次清晰，逻辑性强，富有说服力和感染力，结构严谨，一气呵成，听者都为之倾倒、动容，常常博得听众的掌声。
1951年12月，我因工作调动与潘汉年分别时，我征求他对我的意见。
他考虑了一下，说：&ldo;你热情有余而考虑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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