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遵义会议纠正党的错误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军事和政治的领导地位。
会议完毕后，潘汉年同志被派遣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进行联络。
据潘汉年同志和我说，由于路不熟，话不通，旅行是困难的。
当时就由红军逮捕了一个贩卖鸦片的商人，和潘汉年同志一同关在监狱里，由潘帮助同时释放，这样才由贵州到了上海，搭上苏联船，到达莫斯科。
这时候他以中共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参加了1935年7月召开的第七次共产国际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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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潘汉年到莫斯科时，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已结束。
他列席了正在举行的少共国际代表会议。
这一次共产国际大会对中国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有巨大的影响。
由于纳粹夺去了德国政权和德意日形成了法西斯轴心，第二次世界大战已不可避免。
共产国际号召建立国际反法西斯战线，受法西斯威胁的资产阶级国家应该和苏联联合起来，进行反法西斯战争。
在中国来说，共产党要联合国民党，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当时中国工农红军还在雪山草地长征途中，和外边的通讯联络被切断了。
所以出席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创办了公开的中文刊物‐‐《救国时报》，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中共中央发表的著名的《八一宣言》即《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救国的纲领，就是在《救国时报》首次登载的。
1935年底，我通过在狱中的杜重远，争取张学良联共抗日，取得了成果。
但那时上海党中央和江苏省委遭到破坏，和我唯一联系的宣侠父同志也流亡到香港。
在香港是可以和巴黎《救国时报》通消息的。
为了和党中央取得联系，我到香港找到了宣侠父同志。
这时候，广东、广西的国民党地方势力，正准备反蒋抗日，国内的形势有很大发展。
宣侠父同志要我去法国，转莫斯科，向共产国际取得联系。
1936年1月，我假充华侨商人，搭了日本邮船去了巴黎。
在巴黎得到《救国时报》负责人吴玉章同志的帮助，他替我办了去莫斯科的签证。
我估计在莫斯科没有一个熟人，但到了火车站，唯一接待我的是潘汉年同志。
我把国内情况，特别是张学良思想转变的情况作了详细的汇报。
潘汉年同志也向我传达了共产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以及中国革命的路线问题。
1936年4月间，我在莫斯科的任务已经完成，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团要我陪同潘汉年同志从法国搭船回香港，以后我的工作由潘领导。
在我离开香港以后，邹韬奋因为在上海受国民党的压迫，也到了香港筹办《生活日报》。
当时两广国民党实力派正在策划反蒋抗日运动，想拿《生活日报》作为宣传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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