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次谈判，促成了福建事变。
但因当时的&ldo;左&rdo;倾领导者的错误指导，丧失了利用福建事变打破围剿这一良好机会。
后一次谈判则为红军长征突破南线封锁线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两次谈判都为潘汉年广泛联系反蒋上层人士和社会各界人士积累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经验打下了基础。
遵义会议后，张闻天于1935年3月代表党中央通知陈云和潘汉年，要他们去上海，准备恢复白区工作，并设法恢复同共产国际的联系。
潘先行。
抵沪后，中央军委和特科留在上海的同志告诉他，一时无法与共产国际联系，他在沪不安全，于是，潘就到香港等候。
8月，陈云到沪，潘汉年返沪与陈会晤。
9月，陈云、潘汉年先后从上海赴苏。
他们抵莫斯科时，共产国际&ldo;七大&rdo;已开过，他们一起参加了少共国际的&ldo;六大&rdo;。
此前不久，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发布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方针任务的新转变。
12月瓦窑堡会议和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作了更切实、更深刻的论述。
特别是&ldo;一二九&rdo;运动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深入人心，得到各派政治势力的响应，党同地方实力派开始了广泛的联系。
1935年5月，日本策划华北五省自治，损害了英美在华利益，1935年下半年英美对日态度转硬。
1935年11月19日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的态度也有所变化。
1936年1月，南京政府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找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表示，国共两党中央都在国内，谈判以在国内进行为好，并指定将由苏返国的潘汉年同国民党联系。
1936年7月，国民党与中共联系的代表张冲在香港找到潘汉年，陪他从香港到南京。
主持谈判的陈立夫，指定铁道部次长曾养甫见潘，表示要潘先去陕北，取得中共中央对两党合作谈判的意见后同陈立夫正式会谈。
两党谈判的目的不同，共产党是为民族最高利益，国民党是为了融共，所以谈判过程中充满了斗争。
但这个时期，面对日本的高压，国民党的态度还比较缓和。
5月中旬，陈立夫在曾养甫家口授四条，由湛小岑记录。
（1）k方（国民党）欢迎c方（共产党）的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2）c方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时与中央军同等待遇;（3）c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见，可通过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供中央采纳;（4）c方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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