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9年秋到1931年夏，上海白色恐怖极端严重，汉年同志在这个情况下出生入死，写了不少文章（如1930年2月10日发表在《拓荒者》一卷二期上的《普罗文学运动与自我批判》等），做了大量工作，如支持郑伯奇、冯乃超、沈叶沉等组织了&ldo;上海艺术剧社&rdo;，出版了许多进步杂志。
由于他的机智精干，受到领导上的重视，从1930年起，他还担负了&ldo;保卫自由反帝大同盟&rdo;[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国际互济会[中国互济刽等方面的工作。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工作过，所以他有许多当时的上层社会关系。
有一次他去找杨杏佛，我问他什么时候认识的，他笑着说：&ldo;老交情了，上海三次武装起义前夕准备召开的上海市民大会，1519名主席团中，就有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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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不久，他在当时&ldo;文总&rdo;的机关（南京路王兴记木器店楼上）向&ldo;文委&rdo;所属各联的党员作了全会决议的传达报告。
这之后，冯雪峰同志接替了他的&ldo;文委&rdo;书记职务。
我有半年多没有和他见面。
大约在这一年深秋的一个晚上，他通过良友图书公司找我，见面之后，他就要了一辆出租汽车，开到法租界的薛华立路（现建国中路）的一家小洋房里，把我介绍给一位五十出头一点的绅士。
他们似乎很熟脱，相互间没有什么寒暄客套。
汉年同志一上来就说：&ldo;过几天后我要出远门了，什么时候回来也难说，所以……&rdo;他指着我说：&ldo;今后由他和您单线联系，他姓沈，是稳当可靠的。
&rdo;这位老先生和我握了握手。
潘又补充了一句：&ldo;他比我大六七岁，我们是老朋友。
&rdo;他们随便地谈了一阵，讲的内容，特别是涉及到的人的名字我全不了解。
临别的时候，这位老先生把一盒雪茄烟交给了他，潘收下后连谢谢这句也不说，我也猜到这不是什么临别的礼品了。
出了门，他才告诉我：&ldo;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党员，一直是我和他单线联系的，他会告诉我们许多有用的事情，你绝对不能对他怠慢。
&rdo;停了一会，又说：&ldo;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安南巡捕不敢碰，所以你在紧急危险的时候可以到这儿来避难。
&rdo;这之后，我和潘汉年同志阔别了五年，直到抗战前夕才再次会面。
他给我介绍的那位老先生，开头我连他姓什么也不知道，大约来往了半年之后，他才坦然地告诉我：&ldo;我叫杨皙子，杨度。
&rdo;这一下可真的使我大吃一惊。
关于这件事，1978年8月我写了一篇《杨度同志二三事》（见1978年9月6日《人民日报》副刊），其中有几句话：&ldo;到上海后，他（杨）加入了&lso;中国互济会&rso;，捐助了一笔可观的经费。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经人介绍，他申请入党，经周恩来同志批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
&rdo;&ldo;经人介绍&rdo;的这个人，就是潘汉年，我当时不便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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