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他就是左翼团体&ldo;创造社&rdo;出版部的主要成员之一。
1929年，他担任党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
在1928‐1929年的&ldo;革命文学&rdo;论争中，他对论战双方作了大量工作。
1929年10月，他代表党中央宣传部召开论战双方及有关人员会议，传达了中央关于停止论战的意见，同时进行&ldo;左联&rdo;的筹建工作，为革命文化运动在三十年代的蓬勃发展，粉碎反动派的文化&ldo;围剿&rdo;，做了坚实的工作，起了铺路石的作用。
后因工作需要，他被调到党中央保卫部门，不久，成为保卫部门实际负责人。
1933年、1934年，他两度受党的派遣，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的代表，与福建省政府十九路军的代表、国民党广东实力派陈济棠的代表，进行停战谈判，达成协议;后者为红军长征突破南部封锁线，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6年，奉命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国民党驻苏大使馆关于合作抗日的谈判。
不久回国，作为中共正式代表，与国民党当局的代表谈判，往返于上海、南京、陕北、西安等地，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实现全面抗战，做了大量、艰巨的工作。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广泛团结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向党中央提供了许多对中央战略决策起作用的情报;并为掩护敌区地下党组织、工作人员和上层民主人士，做了大量工作。
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主席评价党的城市工作时，潘汉年的工作，同刘少奇、刘晓的工作一起，曾受到了表扬。
他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创立，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解放以后，直至1955年春，他先后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副书记、第三书记，主持上海市政府日常工作的上海市副市长，以及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社会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市财委主任等职。
他协助陈毅等同志领导上海人民胜利接管，建立新生的人民政权，战胜美蒋封锁，恢复和发展生产，改造旧上海，开展对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党外人士的统战工作，以及情报、公安政法工作，成绩显著，赢得了上海党内外人士的赞誉和爱戴。
我和潘汉年曾有过多次接触。
我认识他是1933年在中央苏区。
当时我在总参二局，和钱壮飞同志在一起搞报务工作。
他当时任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部长。
他被党中央派遣去和十九路军谈判，联系的密电码就是他当场和我约定的。
1938年，我们又在香港相遇。
当时我去香港负责建立一个电台，做内部机要工作。
而他则抛头露面在社会上层从事统战活动并搞战略情报。
1943年，在淮南根据地，他担任华中局情报部部长。
华中局并设立一个情报委员会，即三人小组，成员就是潘汉年、赖传珠和我，他任书记（主任）。
解放后，他主持上海市政府日常工作。
作为陈毅同志的助手，他们的关系十分融洽。
我在华东局组织部工作。
陈毅和我住在兴国路，与潘汉年的宿舍靠近。
业余时间我和潘汉年的接触就更多一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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