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哥哥上学去了，母亲出去搓麻将了，别的人根本不管我的事。
我的同学们来来往往，他们也都看惯了，不会觉得奇怪。
我是入党才一年多的在基层工作的女学生，对党内领导同志敬若神明，所以就老老实实地坐在一旁看书，把思想集中在书本上，没有听他们的谈话，连茶水也忘了奉上。
他们走后，我看着名片想着：这名字当然是假的，胡，胡说八道吆，越胡说越明白;铅印的，还不知是怎么搞来的。
电话‐‐我想当然更是假的，刚才现写的;本来是7、8、9、10，假装是外滩一带的1字打头的，成了10、7、8、9。
这样一想就记牢了。
别的字，反正不是丝袜商人，不记它。
&ldo;这是怕我听错了，或是听一遍记不住，才给我看的。
&rdo;于是我就烧掉名片，冲掉纸灰。
之后，我才知道潘汉年真的用过这个名字。
名片是他自己的，电话也是真的。
原来这是留给我的一个护身符。
当时，我家生活是靠父亲从重庆汇款来维持的。
有时，款不能按时汇到，就靠典当度日。
1942年夏季，我到新闸路底的一户人家当家庭教师，挣些钱来供我自己活动和学习之用。
为了省下车费，常是步行而去;只在因故迟出门时，才坐电车。
我舍不得花钱乘头等车厢，总是坐三等车厢。
有一天，刚走进三等车厢，就猛然看见&ldo;丝袜商人&rdo;坐在通往头等车厢的小门旁。
他穿着一身漂亮的白西装，戴着一顶高雅的白草帽。
我着实吃了一惊。
他却坦然一笑，点点头算是对我招呼，我也赶快点一下头就坐下，不敢走过去和他说话。
再一看，车厢里稀稀拉拉坐了几个普通市民，才定下心来。
过了两三站，他先下车，仍是微微一笑，点点头，算是道别。
我一看，没有发现什么人跟着下车。
一次，潘汉年与刘晓在我家碰头时，潘提前来了几分钟，他问我：&ldo;我好几次看见大热天你在马路上走，是到哪里去?为什么不坐车?&rdo;对党内领导同志，我当然说实话。
那时候，共产党员口袋里没有多少钱，也用不着难为情。
他听后仍是微微一笑，点点头，没有再说什么。
我却在想：他也常在这条路上坐电车?也坐三等车?为了省钱?那为什么穿那种西装?是在甩掉什么尾巴?解放以后才知道，潘说过，认识他的人一般不会坐三等车，他有时坐三等车，既省钱又安全。
到苏北解放区听了学习班里关于保密工作报告时，才知道&ldo;胡越明&rdo;原来是领导隐蔽战线工作的潘汉年同志。
别人在议论他的&ldo;神通广大&rdo;、&ldo;神出鬼没&rdo;……，我却总觉得他与想像中做地下工作的人不易联系起来。
我只觉得他待人宽厚，一片祥和。
那微微一笑、点点头，总是让人心里充满了温暖。
尤其是1946年8月那次，在老蔡的书房里与我单独谈话时，是那么恳切、关心。
他批准我去和莫洛一同工作，和莫洛结婚;交代了在那里长期工作的任务和工作方法;决定我的组织关系留在上海，由&ldo;大姑&rdo;和我联系。
因为她有公开身份，容易找到。
潘肯定了莫洛的人品，说他是个好同志，分析了莫洛与我经历不同，个性不同，嘱咐我要与他互让、互谅。
他的话使我满心感激，不知说什么才好。
最后，潘说：&ldo;去吧!好好干吧!&rdo;仍是微微一笑，点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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