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战士&ldo;覆盆&rdo;廿七载1
1本文原载《文汇报》1982年12月31日。
&ldo;覆盆&rdo;，比喻沉冤莫白。
‐‐纪念潘汉年同志
许涤新
一
我知道潘汉年同志的名字，是在1928年的厦门大学，因为那时由他主编的《幻洲》，虽只出版几期就被封闭，但对于当时追求光明的青年颇有影响。
记得《幻洲》的创刊号，还有他的英姿勃勃的照片。
这样，我就不仅读了他的文章，而且也认识他的相貌了。
我和汉年同志第一次见面，是在1938年武汉的《新华日报》编辑部。
他是同刚刚从巴黎回国的陈往天同志（那年夏间，陈就在日寇飞机轰炸下死于非命）一道来的。
除了潘梓年之外，当时在编辑部工作的华岗、章汉夫、何云（抗战后期在华北负责《新华日报》华北版，在突围时光荣牺牲）和我，都参加接待。
座谈抗战形势和国际形势。
他们两人看见我们的办公桌上稿子堆积如山，谈了个把钟头，就告辞了。
大约是1939年的秋天，汉年奉党中央之命，从延安经重庆要到上海去。
章汉夫同志约我一道去见他。
那时他住在重庆上大梁子青年会的旅馆里。
那次谈得相当长，几乎谈了整个下午。
从延安的同志们对于《新华日报》的评价谈起，一直谈到王明的一些问题。
汉年谈得最多，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话虽多，但是生动而尖锐。
在这次谈话中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一个坚持原则而又相当灵活的人。
二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次年的四月半，我同好几位同志离开重庆到上海来。
那时中共代表团设在南京;为了要在上海展开统战工作和宣传活动，因此，在马斯南路（今思南路）107号设立一个机构，对外称为&ldo;周公馆&rdo;，实际是中共代表团的上海据点，恩来、董老、邓大姐和李维汉几位领导同志，每周轮流到上海来主持工作。
在代表团之下，设立一个办事机构，叫做&ldo;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rdo;（简称&ldo;上海工委&rdo;），书记是华岗同志，参加委员会的有刘宁一、章汉夫、潘梓年、夏衍、乔冠华和我几个人。
&ldo;上海工委&rdo;的名义并不公开，而参加&ldo;工委&rdo;的同志则以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的名义公开活动。
由刘晓同志负责的中共上海市委，是秘密的，因而，他没有同&ldo;上海工委&rdo;公开接触。
但是，汉年同志却经常来参加我们的会议。
不过，他来时总是在黄昏以后，这证明他的工作使他还不能公开到&ldo;周公馆&rdo;来。
在我同他接触中，他对于时局的分析，对于各方面人物的分析，相当深刻，而且消息特别灵通。
他在20年代地下工作时，有了&ldo;小开&rdo;的代号;到此时，我们也叫他&ldo;小开&rdo;，这是为了保密的缘故。
那年秋冬之交，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张家口和安东（丹东），政局恶化，日益严重。
为了做好准备，周恩来同志除了忙于招待中外记者和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谈话之外，还忙于安排&ldo;上海工委&rdo;同志的工作。
我和汉夫、胡绳、乃超、默涵、冠华等几个人，是被派到香港去搞宣传和统战工作的;其他一部分同志撤到解放区;还有一部分同志则在董老的领导下，坚持到最后一天。
有一天夜里，汉年到&ldo;周公馆&rdo;找恩来同志，谈了很久，当夜就匆匆走了。
他被派到什么地方去呢?为了保密，那是不能问的。
因为长期在白区工作，估计他会留在上海。
但我的这个估计是错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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