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1945年日本投降，1946年到1949年解放，我都在北方工作，没有见过汉年同志。
以后一直到1955年，有时他到北京开会，遇到一起;有时我从国外回国休假，到上海，他以主人资格招待过我。
这段时间，社交活动多，工作关系少，这就没有什么可记录的了。
至于他在上海任职期间，现在上海还有不少干部、不少党员、不少非党人士，和他共同工作过，有过工作关系，有过私人来往，或者直接间接认识，他的工作成就、工作态度，他们当然都很熟悉。
我不曾在上海工作过，就很难说什么了。
当然，他并不是什么完人，任何缺点都没有;在上海的工作，也并不是全无可以指责的地方。
但就他本人而论，自有他引起上海同志们怀念他的地方。
1955年春以后，因为他和我是众所周知的好朋《：文。
》友关系，我也受《：人。
》到一些嫌疑，虽然《：书。
》时间很短。
事后甚至《：屋。
》有负责同志追问过我，&ldo;潘汉年的事你难道一点都不知道吗?&rdo;所以对于这个案件，我也就只能躲之唯恐不及了。
我知道什么呢!他是1977年在湖南去世的，距今已5年过去了。
重新来回忆这段历史，从1926年算起，我们大家都经历了一场接一场的大风暴，有时惊心动魄，有时也目眩神伤。
党的60多年的斗争经验教训，既有积极的，大部分是积极的;也有消极的。
消极的东西，有如病毒一样，肯定地影响了党的健康发展。
从&ldo;潘扬事件&rdo;，以至&ldo;文化大革命&rdo;，沉痛的教训，总值得时时警惕，永为鉴戒，不可翻覆。
汉年同志逝世于湖南，使我不得不想起屈原的《离骚》。
如：
&ldo;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rdo;
&ldo;余固知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
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
&rdo;
&ldo;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
众女嫉余之蛾眉兮。
谣诼谓余以善淫。
&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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