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反革命中已年老或有严重残疾，失去活动能力，反革命罪行不大，就不一定逮捕关押。
潘汉年十分强调实事求是。
他经常对公安机关一些领导同志说，不管任务如何繁重，时间如何紧迫，一定要弄清情况，不能急躁。
在杀人问题上，他同样主张谨慎从事，那时，处决一个犯人，要经过六七道手续的严格审批。
在斗争策略上，他坚持在稳、准基础上的狠，对不同对象要讲究区别对待的原则。
有次镇反工作会议上，一个负责同志提出某知名人士的亲属是国民党特务，应该逮捕审讯。
潘汉年经过了解，听取意见，发现案情基本失实，他与有关同志研究后，决定不予逮捕，避免了一次错捕。
潘汉年在对待来自敌人阵营的人的态度上是正确掌握党的原则的，并无越轨行为。
事实证明，给予一批&ldo;特务&rdo;、&ldo;反革命&rdo;立功赎罪机会以后，在当时对敌隐蔽斗争战线上，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
例如，企图潜入大陆暗杀陈毅等党政领导人的军统特务刘全德，从台湾专程经舟山来沪，沿途活动情况悉数为我掌握，刘全德进入上海还未来得及活动，就落进我们布置的天罗地网。
再如，曾是汪伪上海76号特工总部第二处处长胡均鹤，解放前夕，国民党内调局对他布置潜伏任务，要他留下来负责整个东南地区的特务活动，他见国民党大势已去，便寻找中共关系，投奔解放区，交出了他所掌握的潜伏特务名单，以求立功赎罪。
起用这个人物，有关方面作了非常慎重的研究，并经上级同意。
胡与情报委员会的其他人向上海市公安机关先后提供了一千多起国民党特务活动的线索，从中捕获四百多名国民党潜伏特务，缴获国民党特务潜伏电台八十余部。
应该说，潘汉年主张利用国民党投诚人员，在原则上是必要的，正确的，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当时除了对付特务等反革命的破坏活动外，对付流氓及其帮会势力的任务也相当艰巨。
为了减少其对社会危害，主要抓住、稳住大流氓帮会头子，除了靠人民政府的威慑力量外，还要靠正确的政策与策略。
主管这方面工作的潘汉年，准确而有力地执行了有关的政策与策略，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为了有效地控制局面，早在解放前，潘汉年就已经通过关系向黄金荣传递了信息，为此，黄金荣没有逃到台湾去，他为了表示悔过自新，将一些财产叫人列了一份清单交给中共上海地下党。
又将自己手下的400余名帮会头目的名单，搞了一份清单交给地下党。
他还告诫帮会中人不要参与国民党反动派逃离前的大屠杀活动，对地下、党能掩护就掩护，能支持就支持，要为自己留一条后路。
上海解放后，黄金荣听说潘副市长在一个会议上说过：黄金荣是反动统治时期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的靠山，他的门徒在上海干了许多坏事。
但是解放后他不走，也就是说他对祖国还有感情，对我们党至少不抱敌意，他声称不问外事，那很好，我们不必要把&ldo;专政对象&rdo;的帽子加在他头上，只要他表示态度就行。
黄金荣从心里佩服共产党人的气量和胸怀，感激人民政府对他的宽大。
镇反期间，他在1951年5月20日的《文汇报》上发表悔过书，除简述自己的经历与罪过外，保证遵守一切法令，并且号召他的门徒们主动向人民政府坦白自首，争取宽大处理。
这份悔过书对当时的镇反运动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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