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信中希望宋庆龄利用国民党中委的身份，劝说国民党中枢人员吴稚辉、孔祥熙、宋子文、孙科等，促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以后，潘汉年同宋庆龄建立了经常的联系。
他还把毛泽东的信和《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副本交给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人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
毛泽东在信中说：&ldo;我委托潘汉年同志与诸位先生经常交换意见和转达我们对诸位先生的热烈希望。
&rdo;此后，潘汉年同他们也建立了经常的联系。
潘汉年与张冲接触，以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身份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交给了他。
中国共产党在致中国国民党书这个文件里，对国民党对内压迫人民、对外妥协投降的政策进行了义正词严的批评，指出内战局面由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仍在继续，再次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时对国民党较之过去有若干进步的地方表示诚恳欢迎，希望国民党能有新的转变。
还提出了两党代表进行重新合作的具体实际的谈判的建议。
这个文件是公开阐明我党关于国共第二次合作主张的正式文件，是我党在西安事变前采取逼蒋抗日方针，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的一个重要步骤。
可是，尽管我党采取一系列积极、主动的行动，力促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局面的出现，然而，蒋介石毫无诚意。
他震惊于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地区的会师，不顾日本侵略军已在绥远东部燃起战火和全国人民要求援救绥远的强烈呼声，不顾中共的一再呼吁和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苦苦劝谏，决心继续&ldo;剿共&rdo;，妄图一举将红军消灭。
10月31日颁发了对红军的总攻击令。
接着以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的罪名，下令逮捕了主张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上海救国会领袖（即所谓七君子案）。
蒋介石的倒行逆施终于激成了12月12日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发生，在国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极大地振奋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热忱，使&ldo;一二九&rdo;后出现的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发展壮大。
同时，促进了国民党内部的分化。
其中亲日派在日本的怂恿和支持下，企图趁火打劫挑动更大的内战，置蒋介石于死地以便取而代之，因而更激化了同英美派之间的矛盾。
英美派为维护其本身利益，救出蒋介石，因而他们感到有转变政策的必要。
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党方面对蒋介石的安危一无所知。
张冲赶到上海向潘汉年了解事变真相;宋子文又通过宋庆龄向潘汉年了解中共及张、杨对事变的态度。
潘汉年根据中共中央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一向他们传达。
后来，南京国民党方面派端纳陪同宋子文、宋美龄到了西安。
经过谈判，12月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联共抗日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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