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说：我们最欣赏任庵的，&ldo;是他对祖国、对人民的忠心耿耿&rdo;。
经过多方面的精心工作和任庵的努力，我们打入了汪、蒋的心脏。
任庵不但亲赴内地得到这位司令长官的&ldo;召见&rdo;，也是周佛海家中的常客。
他离沪期间，还介绍我和周佛海见面，说我是他的生死之交，完全可以信托。
这样，我也成了周家座上客。
周佛海夫妇常常宴请我们。
我们从此得到了不少重要情报，供中共中央决策时参考。
在日本投降之前的一段时间，我们几乎完全掌握了周佛海的重要动态。
1945年初春，任庵得到蒋介石的绝密指示：&ldo;特任周佛海为京沪保安副总司令&rdo;，命令周收编、整编京沪各地伪军，以备后用。
我将这个电报内容上报潘汉年。
延安得到这个电报内容后，中共中央即在报上公开揭露蒋、日、汪的勾结阴谋，使蒋方大为震惊。
历史已经证明，潘汉年当时的精辟分析，果断决策，具体部署和启用人才都是正确的，有效的，对党的情护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潘汉年作为上海、华南敌占区隐蔽战线的领导人，除了完成深入了解敌、友政治动向，向中共中央提供战略情报，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等重大任务外，还要完成很多看似简单，但却艰险异常的具体工作。
我作为他的助手，常常接受这些突击性的任务。
譬如1948年初冬，他布置我带着周恩来致宋庆龄的亲笔信从香港到上海送交。
内容大致是：全国解放在即，独有先生仍留在上海，全党深感不安，兹派人专程来沪，负责护送先生离沪赴港等等。
对于完成这一任务的细节与可能遇到的问题，潘汉年都预为设计，详细介绍，反复交代，要求保证宋庆龄先生的绝对安全。
因为那时她已在军统特务的日夜监视下，连出大门都涉及安全与否。
那次，我完成了送信的任务，并且取到宋庆龄复周恩来的英文手书回港复命。
但是，宋庆龄认为出大门没有把握，一动不如一静，拟在上海迎接解放。
又如，1946年国民党空军飞行中队长刘善本反对内战，驾机起义飞往延安以后，潘汉年接到中共中央来电，要求派人找到刘的家属，传达刘善本安抵延安、情况良好的信息，向家属表示党中央的亲切慰问;并和家属一道研究如何出险离沪的安排。
那时，特务正住在刘家监视，派人去送信，犹如自投虎口，艰难危险的程度不得不使潘汉年郑重考虑。
当他决定将任务交我完成时，离开他规定的向他汇报的时间只有7、8个小时，过了这一规定时间，意味着我已被捕，他也不再等候，必须另作安排了。
对于技术上的问题，他认为由我自己设计会更加切合实际，更加适用，并不事事干涉。
于是我用了上海《时事新报》驻苏州特派记者&ldo;张庭坚&rdo;的化名，闯到狄思威路（今保阳路）麦加里1号刘家去&ldo;采访&rdo;。
我一闯进去，正巧碰到刘善本夫人在楼梯口。
不待特务们围过来，我马上将党中央电报中要传达的话低声告诉她。
当特务们包围我以后，我就亮出了孔祥熙的牌子（孔是上海《时事新报》的后台），并且将名片递给他们看。
我还一本正经地向那些特务&ldo;采访新闻&rdo;，因为他们自称是&ldo;空军司令部派来照顾刘的家属的&rdo;。
他们当然不会吐露真情，反耍花招，要我到空军司令部去了解;并且派了个小特务坐到我的汽车里来陪同前往。
幸亏司机机灵配合，他向上车的小特务一吼：&ldo;先生要你下去，你就下去!&rdo;接着猛力一推，将小特务推出车外，车子马上开动走了。
我也得以安全返回，按时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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