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筹备会开过不久，我由于受到王明的诬陷打击，被撤了职，离开了中宣部和文委的工作，没有能够参加&ldo;左联&rdo;成立大会。
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我和左权、陈启科等同志就对王明的宗派主义行为十分反感，曾不断有过斗争。
1930年2月，王明接任中宣部秘书，掌管了中宣部的日常工作，不久便罗织罪名，把我撤职。
并布置在文委系统内对我进行批判。
汉年同志对于王明这种&ldo;残酷斗争，无情打击&rdo;的做法并不赞同，更反对乘人之危，投井下石。
在&ldo;批判会&rdo;上，他实事求是，敢于仗义执言。
我被撤职离开文委后，在地下支部&ldo;锻炼&rdo;期间，尽管经常要在晚间外出贴标语、撒传单，但我总是关心着汉年同志和革命文化界的情况。
1930年3月2日，&ldo;左联&rdo;在上海窦乐安路的中华艺术大学的教室里召开了成立大会，汉年同志担任了&ldo;左联&rdo;党团书记。
听到这些消息，我感到十分高兴，因为这是革命文化运动的发展和潘汉年同志等战友辛勤工作的成果。
我在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的同时，也经常撰写一些文章，在文委和&ldo;左联&rdo;的刊物和书店发表、出版，作为对革命文化运动，对潘汉年等同志的工作的一种支持和拥护。
以后，我在上海英租界被捕入狱，和汉年同志及革命文化界就没有什么联系了。
1932年，我被党营救出狱，来到江西中央苏区瑞金工作。
1933年下半年，潘汉年同志也从上海调来苏区中央局工作，我们又见了面，久别重逢，十分亲切，不禁回忆起在文委期间一起工作战斗的情形。
同年11月间，国民党十九路军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将领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派人来苏区和我党联络共同反蒋抗日。
潘汉年同志被派去和十九路军来人接洽，随后又作为我党的代表到福州进行谈判，做了很多工作。
但由于当时在党内居统治地位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阻碍，红军未能采取积极有力的行动配合十九路军，致使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和十九路军很快地就被瓦解了，失败了。
我们红军的情况，也就更为危险了。
1934年10月，我们一起随中央红军长征，潘汉年同志在总政治部宣传部工作，我任一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长，在工作上来往就不很多了。
遵义会议后，他被党中央派出国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
从这时起到解放战争，我们一直没有见面的机会。
全国解放初，我们又一起在上海工作。
那时，他是上海市副市长，我是中共上海沪西区委书记。
当时，我党刚进入大城市，面临的工作千头万绪，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没有坐下来闲谈叙旧的时间。
我总是在工作上遇到了需要解决的问题，才去登门找他，往往又顾不得多谈，潘汉年同志每次都是积极帮助设法解决。
我们虽然分别多年，但仍保持着以往的友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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