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那个文件，后来不见了，是王明搞的玩意儿。
过了一个月，&ldo;八一三&rdo;的炮声响了，我在家里呆不住，便又弃家出走，在大后方兜了个大圈子，后来到了香港。
茅公（茅盾同志）告诉我，他要找党。
后来约定在德辅道一家小咖啡馆里会面。
结果来的是小潘和廖承志同志。
以后，我无论在上海，在根据地，及第二次再到香港，都遇见过小潘。
上海已经变成孤岛了，敌寇环伺，漫天恐怖，但却又在马路上碰到了小潘。
他獭绒帽子压住了眉毛，高级大衣竖起了獭绒领，挺阔气，坐在一辆三轮车上，招摇过市，我一眼就看出是他，吓了一跳，不敢招呼，他却瞥了我一眼，微微一笑，惊鸿掠影，过去了。
后来在新四军那儿，没瞧见他，可在李一氓同志寝室里，挂着一张小小的单条，上边是秀美的书法，写着一首诗（诗句忘了），是汉年过苏北去延安时留下的手笔。
总之，他好像总是在满中国，甚至在国外跑来跑去。
有人说他这个人是神出鬼没的。
直到全国解放，我从北京第一次去上海，想他这会儿位高官大，忙得要死，我没事找他干啥。
周而复同志说：&ldo;那有什么关系，他就住在这大厦里。
&rdo;带我到他房间里，他依然嬉皮笑脸的，同过去一样，和30年代某些个别老朋友不同，脸上未添官气。
当然，岗位不同，工作没联系，相忘于江湖，以后见面少了。
晴天一声霹雳，他成了&ldo;反革命&rdo;，而且据说是个&ldo;大坏人&rdo;，本来应该枪毙，但是宽大了，没毙!怎样反法?如何坏法?没公布，不知道，但二话不说，应该相信，就相信了。
从此虚无缥缈，不知到哪里去了。
不应问，也不敢问。
20多年过去了，不见的朋友，又一个个出来了，最后挨到小潘，小潘也没事了。
然而人呢，人没枪毙，却在不知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死了!正如丁玲来京时，和我谈起雪峰，忽然发出愚问：&ldo;雪峰这家伙，为什么要死呢?&rdo;我也要发同样的愚问了：&ldo;小潘，小潘，干么要死，不死多好!&rdo;
翻翻历史，古今中外，千古奇冤，永沉海底，多的是。
唯有今天好些受冤深重的同志却能在我有生之年，见其平反昭雪，大白天下。
这当然应当归功于活得久的好处，但更重要的是感谢我们的党，我要更热、更热地热爱党。
1982年8月30日于北京
22反对文化&ldo;围剿&rdo;的斗争1
1本文原载《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2期。
吴黎平
30年代初，我曾和潘汉年同志一起在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
当时，他在领导文化工作委员会，团结广大进步文化工作者，在反对国民党反革命&ldo;文化围剿&rdo;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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