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律师认为，我这种情况很可能会不了了之，要检察院提供一个司法结论很难，那样让市委政法委和检察院政治上没法下台。
前面我找上级请求帮助做适当的工作安排，不是要求恢复原有的职务和工资待遇，思路是对的。
如果北京方面坚持要有无罪的司法结论才能安排您工作，那就只好找有背景的领导出面给检察院施压，看能否让他们出一个《不起诉决定书》，事实上依据法律规定他们是必须出具这个法律文书的。
我有些担心地问：&ldo;如果我找检察院要一个结论，会不会激怒他们，再对我进行起诉呢？中国写在纸上的法律不能说完全没用，但法律一遇上政治往往就是废纸一张。
我们不能不做最坏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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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律师慡朗地笑道：&ldo;我搞法律的，我相信没有人敢于明目张胆地违背法律，尤其是临江这地方法制环境相对而言还是相当规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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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o;你确定检察院不会再找我麻烦？&rdo;我追问道。
刘律师自信地说：&ldo;我肯定您已经没事了。
想想看，如果他们真的抓住了您的任何把柄，能轻易放您出来？再想想看，您是什么时候被再次移送起诉的？&rdo;
我似有所悟：&ldo;我清楚地记得再次被移送审查起诉的时间是6月4日，正好是在我被刑拘整整两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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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律师笑道：&ldo;这就对了。
我以前跟您讲过，审查起诉阶段的羁押期限为一个月；重大、复杂的案件，可以延长半个月；对于需要补充侦查的，应当在一个月以内补充侦查完毕；补充侦查以两次为限，不能超过两次；补充侦查完毕移送检察院后，检察院重新计算审查起诉期限。
即没有改变管辖的案件，审查起诉的最长时间为5个月。
您是6月4日移送审查起诉的，11月3日是检察院对您做出起诉或不起诉决定的最后期限。
现在已经是12月份了，过了期限而再找您麻烦，在临江这个法制环境相当规范的地方，办案人员是不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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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了刘律师的这个解释，坚定了找检察院讨一个说法的信心。
后来我才知道，刘律师还是低估了办案人员的智慧，大大高估了中国法律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保障。
我向刘律师表达了自己破釜沉舟的决心：&ldo;如果出来了不能恢复工作，对我来说跟坐牢没有区别。
我相信自己的清白，不讨一个说法对不起自己，对不起领导，对不起家人。
我不是找检察院要国家赔偿，故意给他们难堪，我只想拿一个结论恢复工作，相信他们是能够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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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场起糙了一个申诉书，要求检察院对我做出无罪的结论，并且清楚地表明要这个结论只是为了恢复工作，绝对不会据此提出国家赔偿和其他任何要求。
刘律师说：&ldo;我这段时间到北京从高层找领导出面向检察院施压，不便公开露面，到检察院我就不陪您去了。
是否让我助手赔您一起去？他的身份到时怎么说？&rdo;
我不加思索地说：&ldo;我一个人去就行。
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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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们又具体商量了一些细节。
说好由他联系秦道炯检察官，确定去检察院的时间。
刘律师最后顺便提到唐总答应聘他作为集团法律顾问，给他70万元律师咨询费的事，希望我找机会跟唐总说说。
我老老实实地告诉他：&ldo;我跟胡荣华倒是真的提过此事，他说这事唐总会亲自处理好，叫我以后不用过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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