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深入的讨论与思想交锋，使我这个法律门外汉受益匪浅。
在这个特殊监区关押的8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经判刑确定的两位小刑犯&ldo;劳动&rdo;，按认罪态度大致上可分为三类：我属于确实被冤枉，检方胡乱指控，死不认罪的；江尚荣、吴见章、姜老先生、严华良曾经认罪或承认过犯罪的事实，但后来认为证据不足以指控他们犯罪，或者证据是通过刑讯逼供非法取得，认为自己无罪的；李永波、朱东明先生和两位&ldo;劳动&rdo;则认为自己虽然被司法机关抓住了一些证据，但社会上比他们问题更大的人多得是，只是自己倒霉罢了，其实也很冤枉。
总之，没有一个人口头上完全认罪服法。
这似乎印证了戴尔≈8226;卡耐基所说的&ldo;人性的弱点&rdo;‐‐没有任何人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总是为自己的过错寻找外在的原因。
自然，这样一帮人讨论法律热点问题时，不可避免地带着个人的偏见。
但整体而言，这是一群见识与知识层次较高的人，除了两位原本社会地位不高的&ldo;劳动&rdo;常常发表偏激的言论，8位在押人员的发言尽管立场不同、观点各异，大致还算理性、客观。
一开始大家互不相识，不敢涉及各人的具体案情，讨论的话题相对较虚。
当年对一些法律热点问题的务虚讨论，大大丰富了我对中国国情和司法制度特色的认识，现在看来仍很有价值。
我们多次讨论过中国人治与法治孰优孰劣的问题。
关于什么叫人治、什么叫法治，这方面大家几乎没有争议。
顾名思义，人治是统治者的意志作为治理国家或管理社会的主导，法治是以各种法律、法令、管理制度作为治理国家或管理社会的主导。
前者把法律当成工具，制订法制、制度的出发点是如何加强统治者对社会的有效管理，法律、制度的条文宜粗不宜细，便于统治者针对社会发生的新情况、新问题，随时对规则予以修改，具体执行中可根据统治者的意志对规则灵活运用或解释；后者把法律、制度当成规则，制订过程中充分照顾到社会不同主体的利益平衡，制订出的规则十分具体、严密，一旦发布实施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作为平等的法律主体，都必须严格遵照执行，任何团队和个人不可对制订的规则随意修改或解释。
至于人治与法治孰优孰劣，归纳起来就有五种不同的观点：
一是认为法治优于人治。
这种观点以江尚荣、李永波这两位原为官的法界人士最为坚持。
其主要理由是：亚里士多德就说过，一个人再好，也毕竟是人，既然是人，就必然带有感情，就避免不了因感情用事而出错，以感情和感性治理国家，是最危险的。
而法律是理性的，它能管住人们和感情。
据统计，人的行为中有13是因激动和冲动而做出的；一个人，权力越大，越是危险。
只有法治才能把出问题的可能降到最低。
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源配置按照市场规则，这个规则不是靠&ldo;人治&rdo;，而是靠&ldo;法治&rdo;完成。
建立在公正、透明的游戏规则之上，即法治的市场经济，才能避免由于政策随意性强、官员权力滥用、公民权益缺乏保障。
只有强化法治观，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才能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想。
法治是社会得以发展的根本保障，如果没有法治，那么一个国家将难以运行下去。
人治会使很多当权者无视法律，会使我们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
会使很多人凌驾于法律之上，使法律成为一纸空文。
人治也会产生很多贪污。
会使很多的人利用手中的权利搞交易，会使很多人为了自身利益而不惜挺而走险，置国家法律于不顾。
二是认为人治优于法治。
这种观点姜老先生、严华良两位最为坚持。
他们认为，自从国家明确以法治国到今天，已经将30年了，各种法律制度是一天天的健全起来，可是犯罪的人次和花样却一年年多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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